再度坐在这莲花高台上，戴着这副马首面具，隔水望着座下挤挤攘攘的年轻后生们，杨骎觉得一切都恍若隔世，不禁有些泪潸然。

    作为世家子弟，杨骎知道自己生来就是天之骄子，曾以为这个世上的东西——（有限的）权力、爵位、宝马、香车、美人，只要是自己想要的，都能够唾手可得。

    从某种意义上，没错。

    可从现实层面上，大谬。

    论权力，杨骎十几岁的时候就挂上了卫尉少卿的虚职，可除了身边的随从，并没有谁真的效忠于这份权力；

    论爵位，祖父是英国公，外祖父是博陵侯，杨骎含着金汤匙出生，可父母在自己还是幼儿时就宣告感情破裂，父亲有了身份更高贵的新夫人，与母亲闹得相当不愉快，并且由祖父出面向外祖父提出和离的请求，母亲不忿，一怒之下，带着姐姐和自己回了侯府的娘家，并且给两个孩子改随了母姓。杨骎的爵位自那以后便一直没有着落，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算是董家的儿郎还是杨家的，而这也成为一个在家中讳忌提起的话题；

    论宝马，杨骎是属马的，自幼就爱骑射，可是“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就像诅咒一样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这条在战场上伤了的右腿，恐怕再也不能骑马了；

    论香车，杨骎想要几辆就有几辆，可是自己只有一副身躯，一次也只乘得一辆车，久而久之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骑着青驴自在；

    论美人，长安城里什么样的美人杨骎没有见过？自己也曾是风流倜傥的五陵少年，年轻的时候长得又有点招人，说实话，谁不享受被美女环绕阿谀的感觉？但这些奉承中有几分真心？杨骎打心眼里羡慕罗戟，自己从来不知为情苦恼的滋味，也就无从体味两情相悦的欢喜。

    这些东西要么并不真正地属于自己，要么就随着权力的得失可以转瞬消逝。

    年轻的时候还是太年轻。

    于是过了风流少年时代、加冠后的杨骎就不停地在思考——我来这世上一遭是为了什么？到底什么真正的属于我？我又能留下些什么？

    一开始办长安月旦只是觉得好玩，恰好一群长大的发小里面，有人提供听羽楼的场地、有人负责造势，杨骎也自觉自己有这个能力，就办下来了。

    一期一期的，居然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样子。

    戴上这副马首面具，换一种声线，杨骎就变成了智通先生。

    杨骎不想以真面目示人。

    抛开世家子弟的出身、抛开“美姿仪，少聪慧”的奉承、抛开属于“杨骎”的一切，从头开始。

    每月一次的长安月旦评，在“智通先生”的面具下，是杨骎最喜欢、最自由的时刻。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可以顶着另一个名字做自己。

    换声线是小时候跟着一个口技艺人学的，学的时候只觉得好玩，没想到长大后真用上了。

    这是属于自己的孤愤和叛逆。

    杨骎的目光略略往莲花台下一扫，看到了罗戟那张年轻的脸，罗戟的身边坐着一个斯文白净的青年。杨骎本以为罗戟会带他那位“意中人姐姐”来，所以杨骎特地给了他离莲花台最近的两张票，本想着能趁机偷偷看看这个让罗戟魂牵梦萦的娘子到底长什么样，回头可以开他几句玩笑，可惜这回又没看到。

    也是，女子对长安月旦有兴趣的不多，她们多是对被点评的青年才俊有兴趣。

    不多，并不代表没有。

    很多年前就有一位。

    可惜……

    此刻发言的是坐在自己左首的刘子净。

    第一次成婚的时候，祖父送了一座大宅子给杨骎做新婚贺礼，但是那时的杨骎已经对华服豪宅失了兴趣，转手就通过自己那时还是王爷王妃的姐夫姐姐献给了朝廷。于是朝廷就把这座大宅专门辟出来用作太学生和女学的辟雍学宫。而杨骎也因此挂了个两学学监的虚职，并不管实事，只是国子监祭酒召集司业及其他博士、助教开会议事的时候，自己跟着出席一下，发发言、投个票什么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学生刘子净并不能严格算作是自己的门生，自己没有给他上过一堂课。但他还是因着学监之名头管自己叫一声老师。

    当然他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坐在他身边的智通先生就是学监杨骎。

    每期的客座嘉宾都是智通先生以“长安月旦评”的名义写信发帖邀请来的。

    杨骎当然也会不止一种笔迹，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对吧？

    邀请刘子净来是想让他谈谈从太学生入仕的个人经历，并且广而告之一下，入秋后，太学又要招生了。

    刘子净提到他当年也是莲花池座下一员，正是因为自己写的文章被长安月旦点评过，入仕的时候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杨骎还记得他当年写的那篇《乐游原赋》，花团锦簇的四六骈文洋洋洒洒写了几十行，美是美丽，但看久了就生出淫靡颓废的审美疲劳，若非结尾那几句锋锐无匹、角度老辣的抨击与讽刺，自己早就把这篇无病呻吟的汉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堆里去了。

    刘子净入仕后一直在户部任职，现在是个尽职尽责的官吏，只是行事有些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自己那位皇帝姐夫很明显有意改革，刘子净就不是合适的人选。

    可惜了，刘子净自那以后也给长安月旦投过几次稿，只是再没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准确来说，他的笔下再没出过那样的佳句，遑论佳章和佳篇？！他少年时的锐利哪里去了？杨骎多少有点惋惜，不过刘家也算是世代簪缨的读书人家，有父祖在朝中铺路，他的前途倒并不堪忧。

    杨骎只觉得自己有些看走眼，自己当年点评过的青年才俊，有的在官场郁郁不得志，远赴岭南；有的受罪牵连，遁入空门，与青灯古佛相伴；有的仕途不顺，屡试不第，只能委身屈从他人帐中做个幕僚；唯有一个还算步入青云的是得了岳丈的助力，自己的点评到底对他入仕是否有助力很不好说；反而是这个自己并不看好的刘子净，稳扎稳打地做到了正五品的户部主事。

    杨骎觉得自己真得反思一下挑选人才的眼光和标准了。

    为何自己看中的人才总是世难容呢？

    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孤愤？

    杨骎自己不也是世家子弟中的异类吗？文不能提笔安天下，武没法马上定乾坤，却又不甘心在家里做个富贵闲人。

    这些年下来，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做成，啥也不是，甚至还拖着一条一瘸一拐的伤腿。

    说到腿，自己这条右腿盘坐得久了，针扎似的痛意又从骨头缝里钻出来。

    现在回想，其实父亲的事对自己的影响，已经算是微乎其微了，这里当然少不了外祖父、母亲和姐姐姐夫从中斡旋和护持，相比跟着父亲一起被流放交趾的异母弟弟骙郎，自己此刻还能平平安安坐在长安城的闹市中享受天朝上国的和平安泰，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更何况自己还有当了皇后的姐姐，封了国夫人的母亲，开国功勋的外祖父，荣华富贵一丁点没受影响。但他宁肯陪在父亲身边的是自己，回想这些年来，与父亲见面的次数寥寥可数，不是在祖父的葬礼上，就是在诏狱的牢房中，相比在父亲陪伴下长大的骙郎，自己人生中的大关键大节点处父亲全部缺席了，杨骎深以为憾。

    父亲蒙难后一直被关押在诏狱，因为案子太大，几乎不可打点，好在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父亲得知是流放交趾的时候，杨骎居然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几不可见的微笑，从记忆中就一直提振着一股精气神的父亲在那一刻突然懈怠了下来，整个人衰颓了，他的抱负随着他权力的消失而一并东逝了。

    尽管并没有受到父亲案子的牵连，但是留在长安也别扭，待父亲去向落定后，杨骎便也向朝廷请旨前往西域与突厥作战的一线，无论是到广阔天地里散散心也好，还是杀几个敌人为国尽忠也好，杨骎想换个环境。

    无论是因为长相外形、还是因为出身背景，杨骎自幼被认为是个清俊书生，再加上从小就缺乏父亲在身边，因此成长过程中，总有人嘴贱奚落自己是“弃妇养出的败儿”，可杨骎也是个意气大的，不仅昼夜苦读，在骑射上也日夜苦练，以证明自己的男儿气概。

    可单枪匹马地投奔前线换回的结果是在一次和突厥人的正面冲锋中，亲手养大的那匹枣红马被万箭穿身而死，自己右侧的膝盖骨被一箭射穿碎裂，差点没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杨骎宁可像个英雄一样浴血而死，而不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条瘸了的腿被登基为新帝姐夫召回。他整个人已经颓败到再也不想回长安这座城市，便在东都洛阳置了一个小院子隐居于市，每日深居简出，读读书，琢磨琢磨好吃的菜式，跟朋友侍弄一点小生意，去庙里听老和尚念经以排解心中多年不去的块垒。

    好在有了那位法号“得舍”的老和尚，若没有他的开解，杨骎很难说自己是否早已走上了绝路。所以当得舍大师说要到长安来渡有缘人的时候，杨骎还老大不乐意，老和尚说了一句“我们早晚会在长安重逢的”，当时不信，现在正如他所说的成真了。

    侍僮敲响编钟，进入茶歇时间，杨骎站起身，缓缓地走下莲花高台，走到早就给自己备下的更衣休息的雅室。这副木制的马首面具待久了脖子好累，看来是真老了，从前不觉得。杨骎把双腿伸直，痛意舒缓了一些。得好好休息一下，下半场是月旦“评”的部分，这些年下来，自己的这个体力哦，真是衰退得不是一点半点。

    杨骎不由得又想起八年前，属于所有人的最后一场长安月旦。

    父亲下野的消息，其实在长安城的权贵圈子里，早早地就吹起了风声。尽管有外祖父的势力和姐姐的裙带关系，杨骎得以不受牵连，但家中唯一知道自己“智通先生”身份的外祖父还是劝说把长安月旦暂时停掉，“眼下是非常之时，不要节外生枝。”杨骎自幼跟随外祖父长大，又晓得厉害关系，所以决定做完这最后一期就以智通先生外出远游之名无限停止长安月旦。

    那一期是以“竹”为题，体裁不限。

    非常缺乏新意的题目，也反映了杨骎当时注意力已经不在此的心境。

    老生常谈的题目，自然也难收到标新立异的稿件，原本想速战速决地告别，虽然显得虎头蛇尾了些，但为了稳妥起见，也是不得不为之。

    没想到最后事情的走向还是超出了预期和控制。

    不知那位维山生现在怎么样了？人在哪里？还作诗吗？

    当初读到那首《咏竹》的时候，杨骎承认，自己的心境受到了父亲案子的影响。

    风雨摧残知气节，岁晚相看犹劲挺。可怜万世英雄骨，春来何事独峥嵘。

    在杨骎为数不多与父亲相处的记忆中，模糊记得父亲曾像少年郎一样抱着自己站在书房的大唐疆域图前给自己讲述他的抱负和理想。

    一想到父亲正值壮年，政治生涯就宣告终结，终难免令人扼腕。

    但人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相应的代价，像他这样的人，功过也许要千百年后才能够任人评说。

    也许即便到那时也难有个公允的盖棺定论。

    作为他的儿子，只是单纯觉得有点可惜罢了。

    事情坏就坏在这点“可惜”上。

    点评时，杨骎说这首诗让自己想起了骆宾王的《狱中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不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没想到，就这一句话，差点害死了那位维山生。

    因为几乎就在同一天，父亲也在诏狱牢房的墙上写下了《狱中咏蝉》的这两句。

    于是，这样一个巧合，在当时那样非常的时刻，就难免被人抓住大作文章，说维山生同情罪臣，作诗攻讦朝廷。

    杨骎得知这件事的时候只觉得荒谬绝伦。

    更令他惊讶的是，《咏竹》的作者维山生还是一位学生，而且是女学的学生。

    也就是说她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作为两学的学监，杨骎的心中生出了一种师长保护学生的责任、一种前辈爱才之心，以及不使无辜之人受牵连的勇气。

    尽管母亲和姐姐都劝杨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杨骎觉得这个世上已经不需要再多一个被“董案”牵连的无辜之人了。父亲入狱原本是极隐秘之事，甚至三法司中的知情人都有限，遑论一个在女学里读书的学生？她又怎么会知道董公是谁？遭遇了什么？还专门在这个节骨眼上写一首诗来同情？

    可笑，荒唐至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骎动用自己的关系，打听到了维山生关在一处秘密牢狱中被连夜审讯。杨骎赶到的时候，正听见讯问的人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试图审出维山生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做这首诗的意图。

    隔着一堵墙，听不见维山生说什么，即便是杨骎，对方以职责所限，拒绝让杨骎见维山生，也拒绝透露维山生的真实姓名、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

    杨骎急眼了，说少在老子面前放狗屁！

    来之前杨骎就打听到了，维山生写那首诗就只是为了参加长安月旦。

    别废话，多少钱赎人？

    杨骎心里很清楚，维山生这种情况，往重了办搞不好要全家流放。

    说到底是他们父子害了她，她只是个无辜被牵连的孩子而已。

    董案线上下几百号朝廷官员还不够你们办的，为难个孩子做什么！

    杨骎打定主意非得把维山生保下来不可。

    五百两银子，不留案底。这是最后的成交价。

    这是杨骎人生中花得最值得的五百两银子。

    杨骎亲眼看着审讯的官员把有关维山生的审讯笔录都扔进火盆里烧成了灰。

    维山生真是个硬骨头，生生水米未进没合眼地扛了三天三夜，愣是没按手印。

    按上了手印，真就是神仙也难救了。

    杨骎只觉得自己幸运，只觉得还好自己赶得及。

    真想见一见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可自己这样的身份，她吃的苦遭的罪都是因为自己，杨骎有什么脸面去见她？

    不如不见。

    没想到这时外祖父插手进来了，让杨骎退出去，后面的事交给他来处理。

    杨骎不解，这么小小的一点事，为什么老爷子要亲自来收尾擦屁股。

    后来杨骎躺在尸横遍野的戈壁滩上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望着缀满繁星的夜空突然神智清明地想通了——

    外祖父害怕那个女学生知道自己的身份后后半辈子讹上自己，是以出手迅速把这桩事扎口。外祖父临终前寄给杨骎一封信，信中写了这件事最终的结尾，维山生本人以为自己被冤枉，虽然受审但未用刑，很快被无罪释放。但还是在女学造成了恶劣影响，由女学出面对维山生进行除名，但对外宣称以及内部留档记录是维山生因个人原因退学。维山生有个在工部任职的父亲，被找了个理由革职，并且调任外地去了。这件事到此为止，维山生将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董案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也不会知道她曾命悬一线，她的人生从此后和杨骎再无牵连，杨骎不必再为此内疚，也无需在意惦记。

    杨骎只希望维山生现在好好的，在长安或者大唐的某个角落里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再也不要搅和到这些事情里来。

    侍僮敲响铜编钟。

    长安月旦重启第一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