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杨家的老祖宗，司马英夫人虽然不显于史书，但杨家八百年来却一直流传着她的生平旧事。

    作为司马家的小女儿，司马英夫人自小跟着两个哥哥一同读书习字，并且因为天生机敏聪慧，在学问上向来比两个兄长精益许多；兼之其祖父与父亲的熏陶，司马英夫人幼时也曾怀有远大志向，渴望如哥哥们一般继承起司马家的自上古尧舜时候就传承下来的太史衣钵，渴望如其父太史公司马迁一般游历名川古迹，去搜集古今遗闻逸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可奈何其受困于自己的女儿之身；武帝之前的儒家礼教虽然不兴，但女子却也从未如男子一般行走在天地间；武帝之后儒教大兴，女子就愈发地被困于后宅的方寸之地。因此，虽然司马家从司马英夫人的祖父司马谈出任武帝的太史令起，就勉强也能在长安城算得一句清贵之门，但这清门贵女的生活却一点也不让司马英夫人欢喜。

    高门深院，衣食无忧，种种生活的优渥之处，犹如一道叠着一道的枷锁，将人内心的灵动与豪情狠狠禁锢起来，好似硬生生地撕断鸿鹄的双翼，纵然披着温情的外衣却也难改那残忍的本质。

    她想要逃离、以为可以逃离；所以她越发地刻苦学习，满心以为只要自己优秀到无法被掩盖，就能够逃离。她渴望证明，她远比哥哥优秀，远比一般的男儿优秀。

    可一切终究不过是徒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乎过她是否优秀，也不曾期望过她的锋芒，他们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个乖顺贞静的苍白躯壳。这个世界，从未有过属于她的舞台，所谓的大展身手，不过是夜半时分的自我幻想。

    纵然不甘，但身处在这茫茫红尘，她终究也只能选择低头。纵然是满腹锦绣、满心抱负，也只能默默隐藏起来，学些世道所推崇的女人该有的德行，整日里忙碌着家长与里短，隐藏起所有的锋芒。

    麻木地等待着，从一个后院走向另一个后院，沉默地从谁人之女成为谁人之妻、谁人之母。

    “阿娘，为何女子便不能有大志向呢？不是说这世间是唯贤是举吗，贤能之人为何还要被性别桎梏呢？女子为何不能走出后宅呢，女子为何一定要成为谁人的妻、谁人的母呢？我们就不能只做我们自己吗？”

    年幼的我问得理所当然，却引得阿娘红了眼眶。

    “你这问题，阿娘幼时也曾这样问过阿娘的阿娘，她只告诉了阿娘四个字——‘自古以来’，当时我还不服气，偏要与她争论，让她生气不已。

    而如今我也成了阿娘，面对这个问题，我却也只能如她那般回答你。

    自古以来，女子生来就是要成为谁人的妻，谁人的母，这就像我们存在的唯一归宿。从来没有人能给我们第二个选择，也从来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第二个选择。”

    我看着阿娘眼角的细纹，突然明白一个事情，在我面前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阿娘终究也有不能的事情。在那些遥远地过去里，阿娘也许也曾年少轻狂地肆意过，但，在时光与世俗的不留情中，她终究还是成了我的阿娘。

    她终究，没能逃开这方寸的后宅，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女人那样。

    司马英夫人与杨家老祖杨敞的婚事是自小定下的，彼时没有人在乎过她的意愿，而她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愿可言。

    汉武帝元光二年杨家因罪被除爵后，杨家就发誓要整顿门风，家主杨毋害更是立誓苦读治学，以光复杨家。

    汉武帝元鼎年间，毋害因拜读了太史令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后惊为天人，故厚着脸皮上了最素与勋贵没有过多往来的清流太史家的门，为长子求娶司马家待字闺中的幼女司马英。

    天汉二年，当太史公因为李陵辩护而下狱时，正逢杨家在与司马家完亲的要紧关头。

    在此事之前，司马家虽听晓杨家富庶，但终究有些觉得底蕴上差了一些，与司马英议亲的杨敞为人更是寡语内敛，唯恐所托并非良人。

    但在太史公的事情一出，杨家非但没有退避三舍，反倒四处帮忙奔波，不久后杨敞与司马英更是在长安完了婚。因此，司马家皆深觉杨家的仁义，司马英夫人也始觉假如一定要成为谁人的妻、谁家的母的话，杨家也不失一个好的归宿。

    司马英与杨敞结婚后，却发现一切远比她预估的未来好上许多。杨家虽然颇有些许家业，但因祖训之故，倒无太多的权贵的骄奢；杨敞为人虽然优柔木讷了些许，但为人端方守礼，倒也不失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君人选。

    更重要的，她发现，相比闺阁中的种种束缚，嫁作人妇后反倒是自由许多。杨敞之母早逝，因此甫一嫁入杨家司马英就需要承担起宗妇的职责来；虽然这是一种压力，但却更多让她感到了欣喜，原来对于女子而言，权利虽然不能从父家继承，却可以变相地从夫家获取。

    堂堂正正地争取却争取不到的东西，换个身份，拐个弯，也能变相地得到；只不过，这种得到的代价是失去属于自己的姓名，所有的功绩与荣耀也都落在丈夫与儿子的身上。尽管你可以左右一些东西了，尽管你可以略微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但在世人眼里，你终究只是谁人之妻、谁人之母。

    但对于司马英来说，对于古往今来的女子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境遇了。

    后来，在司马英夫人的建言下，杨敞投靠了彼时尚是光禄大夫的权臣霍光，在其幕府中做了军司马。

    一如司马英夫人所料，杨敞内敛而寡语的性格得到了霍光的赏识；外加其处事谨慎，在霍光的提携下杨敞的职务不断晋升，先后做过大司农，宰相、御史大夫、大司农等高级官职，并被封为安平侯。

    汉昭帝死后没有孩子，已经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先是拥立了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刘贺在位二十七天后，又被霍光废黜并决意另立新帝。

    在废立的过程中，霍光曾派亲信田延年去和已经高居丞相杨敞商谈这个事。

    杨敞听闻田延年的来意后，因性格使然，习惯性地犹豫惶恐着，一时间不知道是否该跟随大司马的脚步。乘田延年起身去更衣室更衣之际，一直在暗中观察的司马英夫人急忙从东厢房走了出来对杨敞说：“废立一事非同小可，大将军此计已定，让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来告知你。您不赶快答应，与大将军同心协力，犹豫不决，落在旁人眼里，纵然并无二心也成了二心。岂不是平白招来灾殃？”

    田延年更衣回来，见到司马英夫人，便与之交谈起来。司马英夫人婉转向其表示，霍家于杨家有知遇之恩，霍杨乃是一体，杨家定然会听从大将军霍光的命令。

    最后在司马英夫人的暗中出谋下，杨敞和田延年一起商议并确定了废立之事的具体谋划，以坚定的霍党的身份罢黜了皇帝刘贺，将流落民间的汉宣帝迎回皇城。

    司马英夫人育有两子，长子杨忠生得如父亲一般谨慎随和，后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而小儿子杨恽却继承了司马家的文学天赋，自幼聪颖好学，从小就喜爱诵读外祖流传下来的《史记》，并常为其中的文字所打动而痛哭流涕。因此，他也继承了外祖太史公与母亲司马英夫人的遗志，决心将司马一族的心血《史记》传唱天下。

    他以文才著称，并广为结交儒生，因此名显朝廷，擢为左曹。汉宣帝地节四年，霍氏一族谋反，恽首先告发，因功封平通侯，任中郎将，后官至诸吏光禄勋，成了皇帝的近臣。

    因此杨恽上书汉宣帝，希望能够全国传播《史记》，宣帝应允，是以《史记》书稿在沉寂了二十多年后终于被天下人所知。

    但是此时《史记》篇幅流传并不多，并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杨恽为官清廉，且有改革精神。

    按当时习惯，任宿卫郎官要花钱置买鞍马、服装、兵器及郎署文书等用品，它是个美差，富家子弟多以行贿谋得此职，并买得休假，从而不干公事。因此官需财用之所出，因此也被称为山郎官。

    杨恽任职后，罢黜了出钱充任宿卫郎的做法，规定郎官所需财用及文书，均由大司农统一提供，休假均按法规办理。并且对于郎官及谒者中具才干的人，他还会推荐至郡守九卿等要职之位去。

    他在官位之时，从不谋私利，且轻财好义，其父及庶母的百万产业以及皇帝的大批赏赐都被其分与宗族、亲戚及贫苦人家，因此世人多有赞语。

    但其为人颇有些恃才放旷，且刚正不阿，因此多有揭人阴私之举，因而得罪了不少人。

    汉宣帝微末时就结识的故旧太仆戴长乐，因泄露宣帝即位经过情节，为人告发下狱，虽最终被宣帝赦免，但他却不免对此事耿耿于怀。

    他因怀疑是杨恽所告发的他，故而亦上书告恽有诽谤朝廷罪，使恽以罪下狱。

    后因宣帝不忍加诛，两人均被免为庶人。

    杨恽闲赋在家期间，不思韬诲，照样挥金如土，指斥达官贵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其挚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曾写信劝他约束言行，免招横祸。他不以为然，在给孙的复信中，大发议论，写尽了满腹牢骚与一腔怨愤。

    杨恽的侄儿，继任其兄杨忠的安平侯爵位的杨谭也温言劝说他道：

    “叔父所犯的罪很轻，又有告发霍氏谋反的功劳，定会再被任用的！”

    杨恽意兴阑珊地叹道：“有功劳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天子是不值得替他尽力的。”

    杨谭闻言也不免叹息。

    “当今天子也确是如此。盖司隶、韩冯翊都是很尽心尽力的官吏，结果都因事被杀了。”

    杨谭所说的盖司隶，就是盖宽饶，也是一个非常刚直的人。宽饶刚直奉公，正色立朝，因此被公卿贵戚们惧恨；其数番上书言事，宣帝皆信谗不纳。宣帝神爵二年九月，宽饶引佩刀自杀，有识之士莫不怜之。

    而韩冯翊则是韩延寿，乃是昭宣两朝有名的贤士。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义，爱好古人古事，推行教化，深受百姓爱戴。韩延寿与杨恽、盖宽饶等友好；盖宽饶被弹劾自尽后，韩延寿在与王公贵戚交好的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冲突中，被控告而判死罪，好友杨恽竭力救护未果。韩身死不久，杨恽也因太仆戴长乐的缘故被贬。

    不巧的是，在叔侄二人谈话不久恰好出现了日食的现象。

    有个叫成的马夫，在杨恽政敌的指使下向朝廷告发说：

    “杨恽骄慢奢侈，不知改悔过错。上天所以会闹日蚀，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因此杨恽再度被囚入狱，在审讯中，廷尉又发现了他写给孙会宗的复信，遂判其大逆不道之罪，因此被腰斩于市，全家人被流放酒泉郡。

    而其侄杨谭，也因此被贬为了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