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飞机起飞巨大的轰鸣声，空客的机翼像流星一般划过悉尼的夜空，留下一条白色的弧线。

    几分钟之后，飞机升上高空，一切归于寂静。打开身旁的舷窗，看着都市中闪烁着的霓虹灯光在视野中逐渐模糊，仿佛一场五彩斑斓的梦逐渐褪色。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告别这个我求学多年的城市，并且，并不体面。

    靠回椅背，在狭小又拥挤的经济舱，这个动作都得做地小心翼翼。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企图求得几分钟安眠。但脑海中，又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知道，是连日的头痛带来的副作用，它总是在任何我想要安静一会儿的片刻，提醒我一些不容忘却的过去。

    我叫苏雪回，今年20岁。两年前，我的父母把我送来了澳洲，到悉尼大学读金融学。

    我本是个娇纵任性的主儿，从小到大不知闯了多少祸事，可偏长得乖巧恬静，说话细声细语的，令人猜不出来那些调皮捣蛋恶作剧都出自于我手。别人不知道，可我妈沈小琴看得出来我肚子里的坏水儿，因为她说，我最像她。为此，我挨了不少她的打。

    说起来好笑，当年高考完，我考得不好。家里的长辈都说，女孩用不着那么操心，随便读个大学，有学上就了事。我生的模样又是我这辈的孩子们中最好的，过几年，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嫁了才是正经事，既可以帮衬着家里的生意，又可以安稳享乐一辈子。我暗暗腹诽，你不如说的明白点，前半生啃家里，后半生啃老公。

    只有沈小琴在家族里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死活都要把我送出国读书，但在机场，一家人都在和乐融融地跟我这个家里的混世魔王道别的时候，她，这个在生意场上横刀立马、如钢似铁的女强人，却哭成了个泪人儿。

    在南半球的日子平淡如水，但也孤单得很。陌生的环境，艰涩的语言，外冷的性格，使我除了学校和家再无别的去处。无数次，我躺在家人为我租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心里想着的是那故乡的外婆桥。我数着日子一天天地过，计算着回国的假期，也期盼着毕业。

    那天，是个没有太阳，也没有风的日子。我走在布满落叶的街道上，心里正想着怎么在一周之内把Louis，那个教计量经济学的难缠的老头布置的期中作业糊弄过去。突然，衣兜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仿佛刺破晴空的一道闪电，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拿出手机一看，是沈小琴。

    我接起电话，照例故作不耐烦地说：“又怎么了啊，琴姐。”

    电话里却传来她冰冷得如同机械一般的声音。

    “苏雪回，无论你现在在干什么，放下手中的一切，听我说。我们家破产了，东琴集团也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我和你爸的所有资产都已经被冻结了。我通过你小姑，往你在澳洲的卡上打了三百万，你读完书，就在国外找个工作好好生活下去。切记，别再回来了。”

    “妈，你在说什么？妈！”

    我听了她说的话，霎那间慌了神，却只能在屏幕的另一端一声又一声地无力地呼唤她，但过了几秒钟，回应我的就只有“嘟嘟嘟”的挂线忙音了。

    我停在街边，来不及思考，一个又一个地给她打过去，却发现她关了机。我转念一想，又给我爸苏向东打电话，一开始打不通，在我打到第七个电话的时候，终于通了。

    只听他的声音，疲惫得仿佛苍老了十岁。

    “喂，小雪。”

    “爸，我都知道了，妈妈刚才把家里的事都跟我说了，说完她就关机了。现在她在哪里？我好担心她！”

    “……你妈刚好像说她睡午觉了来着。你别着急，我去房间里看看她。”

    说完，电话里传来脚步踏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而后，是手机突然重重地摔落在地上的声音，和嘈杂的人声。

    不知为什么，我握着手机的手突然也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血液好像都倒流回了心脏，全身上下，都支撑着胸腔里那颗心在“咚咚咚”地跳动。寒意彻骨。

    过了几分钟，他好像终于把手机捡了起来，传来一阵衣物摩擦的杂音。然后，就是这个中年男人带着哭腔的声音。

    “小雪，你妈……你妈出事了。”

    又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梦境拉回了现实。这半个月以来，我做着同样一个梦，入梦，清醒，都伴着这段电话铃声。它好像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靥。

    医生说，这是暂时的，只要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放下过去，悦纳自我。

    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从小便是个不听话的孩子。

    就连沈小琴的最后一句话，我也没有听。我带着这三百万，休了学，退了租，收拾好行李，买了张经济舱的机票，回了国。

    因为我不信一向兢兢业业、诚信为本的沈小琴，会诈骗银行贷款，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会向官员行贿。

    我也不信从来坚强的沈小琴，被称为“拼命三娘”的琴姐，会放弃她一手成就的东琴集团，会放弃自己的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逃去另一个世界。

    我的父母为我做了二十年的避风港，在最后一刻，仍想耗尽最后一分气力，做我的滑翔伞，让我安安稳稳地飞去南半球，此生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影子。

    可是，我不听话。

    我爸苏向东，做了一辈子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是个非常温柔，温柔得有些软弱的男人。但当他看见我迎着满屋的白花回了家时，坐在梨木椅上的他，却怒不可遏。

    他站起来，想用戴着黑纱的右手狠狠地打我一巴掌，手掌却在半空中迟迟落不下来。然后，又仿佛被抽了魂似的向后瘫倒在椅上，掩面哭了起来，眼泪也从干枯的手指中密密麻麻地掉在木地板上。

    “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你，你现在就走，现在就买机票回澳洲！”

    我走到他面前，放下手中的行李。因为疫情，距我上一次回家，已是两年之前了，我知道，他其实很想我。沈小琴也是。

    “爸，我不会走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要留下来，陪着你，陪着……我妈。我已经长大了，你应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听着我坚定的话语，知道以我的性格不会轻易罢休，也知道我此番回国，已是木已成舟，只好将家里发生的事和盘托出。

    我们家的东琴集团，从90年代开始，由我妈和我外公筚路蓝缕，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小作坊，逐渐成为了湘城最大的食品企业。但是沈小琴不满足于让东琴集团一直家族企业式地野蛮生长下去。外公去世后，她一直想着上市的计划，也一直在努力地实施。经过朋友举荐，她为公司引入了几家银行。用公司全年的利润进行“对赌”，获得了上市融资需要的低息借款。

    但是就在上市的关键关头，湘城最大的纸媒，湘民报纸，突然曝出了东琴集团为湘城一中的高三学生提供的早餐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造成多名学生食物中毒，使得政府勒令东琴集团所属的所有工厂停业整改，公安轮番上门调查，在这个期间，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沈小琴不知被半夜传讯了多少次，做了多少笔录，这对她的精神折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整改，政府依然没有撤销对东琴集团的停业处罚，大量货物积压在仓库，无数供应商、经销商上门催款催货，更要命的是，这时候，公司最大的借款方湘城银行也突然催债，以信用危机为借口要求东琴集团提前还款，沈小琴将家里所有值钱的资产都填了进去也只是苦撑了一两个月。其他股东呢，不在这时要求退股便已是仁至义尽了，更何谈伸出援手。

    就是这样，东琴集团的资金链断裂了，上市计划成为泡影，对赌协议也已经失败，东琴集团欠下了巨额债务，面临破产清算。而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的沈小琴也因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面临被拘留、被起诉的命运。

    不幸中的万幸是，一向对时局变化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沈小琴从东琴集团被曝出食物中毒事件后，就第一时间让我的小姑，也是股东之一的沈小玉撤资退股，保全了一部分财产，这也是她打在我澳洲的银行卡上的三百万的来源，但也是因为这一点，她同时也被怀疑有抽逃出资的嫌疑。

    一生要强的沈小琴，无法接受后半生将要锒铛入狱的命运，也因破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信心。在接到法院的传票和公安局的拘留令后，她最后一次妆洗好了自己，又下楼轻声告诉丈夫自己想好好睡个午觉，然后给她最爱的女儿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在床前的壁炉里烧满了红红的炭火，就着放凉的白开水咽下一大瓶安眠药，便再也没有睁开过她的眼睛，干脆又决绝。

    苏向东颤着声音说到这里，从红红的眼眶中又忍不住落下一大颗泪。

    “你妈一开始就和我达成了共识，不告诉你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想的是，你在国外，那些人找不到你，拿着那些钱，你可以在国外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忘记过去。”

    我轻声问：“哪些人？是有人陷害咱们家吗？”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说：“平常出去谈生意、跑业务，和银行、政府的人交往的，都是你妈，她知道的太多了。就算入了狱，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咱家。她这样做，其实是给那些人表了决心，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你妈护了这个家一辈子，我是个没用的男人。”

    我看着眼前这个年逾五十的男人，从小在我眼里如山一般的父亲，埋着头，颤抖着肩膀，此刻，他是被生活压迫得那么佝偻、脆弱，充满了绝望。

    “爸，妈妈她很爱你，所以才一直没有让你参与生意上的事情。她这是在保护你。”

    他抹了抹发红的眼睛，拍拍我的肩头，便自顾自地上楼了。我知道，失去一个深爱的人，旁人的话语没用，需要太多的时间才能释怀。

    俗话说，生前哪管身后事？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的母亲，最后一次为我铺好下半生的路，是用她的离开。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了内心如潮水般的悲伤，我知道，既然我回到了湘城，便不能再逃避。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