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医生都不可避免的是，在临床工作几年后，心肠会变硬，或者说，对眼前出现的苦难的接受度会变高。

    人间疾苦每天都在眼前匆匆行过，久而久之，就会比任何人都习惯于它们的存在。

    同时，职业就会变得仅仅是职业而已。

    疾病也会恢复成毫无人文意义的疾病本身，而不再是某个个体所遭受的一次苦难。

    可是张萱琳不希望自己如此。

    她在逐渐发生的改变中，对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产生了许多怀疑。她不想改变，又知道自己非改变不可。

    张萱琳感叹了几句：“做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是很吃亏，连抱怨都没几个人能理解。我说像我这种底层的内科医生很穷，没人信，他们会认为所有医生都是年薪上百万的。我说我在这么伟大的工作里其实找不到太多属于我自己的位置和意义，也没人信，他们仿佛认为所有人都能从治病救人一事中获得无上荣光。”

    向珩倒是很理解张萱琳所说的“他们”，如果没有认识张萱琳，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向珩为曾经的自己解释道：“毕竟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医疗行业嘛，所以只能靠想象。但是和你聊过之后，我就理解了，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困境，你可以毫无保留地跟我诉苦。”

    张萱琳笑了一下，拿起杯子，一口喝完了小半杯橙汁，而后皱着脸，砸吧砸吧嘴，说：“这酒好甜啊。”

    向珩马上编了个谎：“是果酒！我点的，比较好入口。”

    张萱琳不太相信：“哦……可是没有酒味。”

    向珩搪塞道：“有没有酒味重要吗？不重要的，反正你是在喝酒嘛。”

    张萱琳觉得向珩说的话不太对，喝酒就是想尝酒味，不然她就喝水好了。

    但她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她趁着还没消散的些许醉意，跟向珩说了很多她藏在心里的话。无论是同行还是家人，都无法拿出来说的话，一些与她这几年的身份和做法相悖的话。

    她深感此时就是说出口的最好时刻。

    张萱琳没有任何引言地开口说：“二楼是肿瘤科的病区，你知道吗？”

    向珩点头：“知道，我在一楼看过楼层指引牌。”

    张萱琳同向珩说起了往事：“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在人民医院里实习，待了一年左右。轮科轮到肿瘤科那会儿，我还没去呢，心里就有点慌了，因为我有一位大学老师说过，肿瘤科是医院里最压抑的科室，别的科室都是算病人的康复进度，无论病人处于病程的哪个阶段，总会有一定的手段救治病人或是减轻病人的痛苦。但肿瘤科算的却是病人的死亡进程，常是跟了医生两三年的老病人，彼此都很熟悉了，也一起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可病人说没就没。那些病人甚至都没办法救，肿瘤将身体所有生存的能力都消耗干净了，病人身体里根本没有各司其职的器官了，只剩骨架以及一身的癌细胞，怎么也救不回来，什么药都没有用。所以那位老师说，肿瘤科的医生如果真心为病人的话，心里会很苦，工作上很难看得到希望。”

    向珩说：“我的伯母就是肺癌去世的，大概是在我五六岁念学前班的时候吧，病了一年多，然后走了。那时我觉得那种病很可怕，我的伯母原本是我见过最强壮的女性，看上去比我大伯还要有活力，可是她病了之后住院治疗，我再去看她，她成了一个只剩一把骨头的老太太，我甚至要在看了她几分钟之后才能认出她来。到现在，癌症还是那么可怕吗？”

    “大多数癌症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没研究明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中的一部分，日夜都在研究人体奥秘，发表一大堆论文，这个说有巨大进展，那个说有重大发现，其实都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步，离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进了肿瘤科实习后，我发现我最难受的不是那一点。肿瘤科的医生和其他科室的医生，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都是将医生一职作为普通工作接受了的人而已。”

    “那样才可以在眼前无数的悲剧中走出来不是吗？我不知道现实的医生工作是什么情况，但我是这么认为的。”

    张萱琳点点头，又皱眉想了想，继而摇摇头，“你说的好像是对的，但我对那种做法，很不满意，我不想那样。越是经历得多，就越是不想。我好像有点钻牛角尖了。”

    向珩问：“你不满意的是什么？是觉得自己在人命面前太过冷漠吗？可是那样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不是吗？冷静的医生比感情用事的医生，更加可靠。”

    张萱琳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在肿瘤科里和很多毫无希望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谈过话，为他们解释过各种检查报告的意思，和各种治疗方案的过程以及可能达到的结果。向珩，你知道吗？他们都很相信我，他们拿我当救命恩人，他们把求生的希望都系在我身上，他们看我的每一个眼神都在求我救命，我都看得出来，却又只能当作看不见。我那时就想，我作为医生，职责是救人，我会尽力挽救他们的生命，甚至是只能让病人多活半年，我也会告诉家属，某某方式有用，请他们回去商量，拿钱来治，可以给病人多留一点时间。病人和家属听到这些话都会稍微感到开心，仿佛认为他们的病是可以被治疗的。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理解医生的意思，医生所说的活着和他们以为的活着是不一样的，只要有一口气在，只要心脏还跳动，无论怎样的生存质量，医生都会说病人还活着。他们却以为医生说的活着是让病人能够正常生活。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可医生不能解开误会，否则就是在打击病人和家属。而我作为我自己，作为张萱琳，我想说的是，别治了，治不好的，不要折腾了。”

    向珩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大多数人想的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且有些医生也会对家属实话实说，像我伯母生病的时候，医生就和我妈妈说过，伯母大概没剩几天了之类的话，让我们家里的人都做好准备。”

    张萱琳叹道：“就是那种思想用在了癌症病人身上很残忍。他们没有活着，那不叫活着，他们其实早就死了，被强行挽留和顺其自然地死去，区别只是被死亡一口一口吃掉还是一下子整个吞掉。对那样的病人，最大的善良就是让他们好好地去，不要将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生命变成对他的酷刑。医生会在无可挽回的时候告诉家属，我也去进行过多次那样的谈话，可能三个月、大概半年、最多一年，但是这个期限是怎样才得到的期限呢？是积极治疗、积极抢救，家属积极付钱配合医生工作，才能从阎罗王手里抢到的一丁点时间，被那样对待的病人，就是一块会喘气的被注满针水的肉块罢了，你是没见过那种五脏六腑都失去了功能、只靠各种药物吊着一口气的病人，他们浑身都散发着针水的气味，没有一点人类活着的迹象。如此对待一个生命，我也不知道是该说好还是坏。”

    向珩没有立刻接话，在进入到一位医生内心深处对工作的真实看法的深刻话题后，他可以说的话并不多。

    向珩沉默了几分钟，缓慢地寻找他自己在谈话中的定位，而后说：“你今晚坦白的所有想法你都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来，无论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人朋友，所有对你的身份认同的人，你都不能向他们坦白，所以你只能在这里，这么跟我提一下而已。”

    他对于张萱琳而言，不是朋友，更不可能是家人，他的定位很模糊。

    正是一派模糊之地，容许了漫无边际的真实想法。

    张萱琳一手抓着酒杯，拇指在杯壁上无意识地缓缓摩挲，抬眼扫了向珩两眼，说：“对，大概就像你说的这样，我一直都没有和同事、同学说过这种想法，甚至和不是学医的亲朋好友也没说过，这不该是医生的想法，而我在大家面前的身份，就是医生。我也不是从进入医院的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明言的思索，我是在肿瘤科待着的那会儿，感受到了职业和我个人之间的龃龉。医生的我，和原来的我，割裂开了。好像继续当医生的话，就是要将原本的我继续掩藏。我对此很难过。”

    向珩带着点迟疑说：“再难过也不能选择不救，你身上有职业带来的枷锁。”

    张萱琳认同道：“是呀，病人的命运其实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决定的，医生不过是像一台投币就能运行的机器，没有主动权。他们说要救，我们无论心里是怎么想的，都必须想尽办法去救。”

    向珩问：“你是那种认为医生应该告知病人真实病情的人吗？”

    他以为张萱琳会说是，没想到张萱琳却否认了：“没有，我对这一点拿不定主意。”

    “拿不定主意？你不是希望在病人在病情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吗？告知他们真实情况，他们才会丢弃不必要的幻想，正面自己的疾病。”

    张萱琳撇撇嘴，脸上是带着些许犹豫的神色，说：“按照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程度，他们不可能坦然面对死亡。我曾经看过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大致内容是一位著名画家得了直肠癌，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他的主治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决定将这件事告诉那位画家，医生希望画家能够利用好生命余下的时间来完成最后的画作。医生认为自己的告知是让画家珍惜时间，画出一幅惊世杰作，最大限度地成全画家在艺术上的追求。可事与愿违，画家知道自己的死期后，被击垮了，他振作不起来，他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作画了，他只能和别的病人一样，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毫无希望地沉沦在病痛中，他不再是著名画家，他不过是一个失去生机的癌症病人。”

    “画家被自己的死期束缚住了。”向珩评价道。

    “对，死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可以接受的事。一旦死亡的巨大恐惧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会慌不择路，会像一个迷路的人，不断地奔跑着寻找出路，也不断地被脚下的路困住。健康时候追求的事业，在那种情况下，变得一点也不重要。”

    “所以你更不能跟他们实话实说了。”

    “是呀，按照惯例，医生只能向病人家属透露真实病情，再由家属告诉病人，要对病人说谎也好，隐瞒一部分也好，都是家属的事了。我时常在想，如果有那种教会别人坦然接受死亡的课程就好了，医生的工作也会轻松很多。我在肿瘤科见过一个病人，五十来岁，挺年轻的，但是病得很重，患的是最凶狠的一种低分化胃癌，切了胃，做了化疗，进行了免疫疗法，可没办法，癌细胞还是转移到食管了。癌组织生长太快，将食管堵住绝大部分，她吃不了东西。当时带我的师姐是病人的管床医生，师姐和家属说要放一个支架在病人的食管里。家属很为难，一个支架要差不多两万，病人的治疗已经花了几十万，家里没有钱支付这些费用了。师姐就和家属说，病人的生存期超过半年，建议放支架。于是家属回家去借钱，给病人放了支架。后来我问师姐，如果实话说放了支架也没用可不可以，病人的实际情况是放了支架最多只能活半年，不放的话就是一个月左右，为了多活五个月，还是半死不活的五个月，让还要活下去的家人负债，真的值得吗？师姐说不可以，那是在剥夺病人活下去的机会，每个病人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不能去管那些，让他们自己解决，我们该管的是怎么治疗，有治疗方案就要和他们说清楚。”

    “那病人真的只能活半年？”

    “嗯，而且她的癌组织长得太快，放了一个支架，没能起效多久，三个多月后就又要放第二个。我之后到别的科室去了，但和肿瘤科的师姐还有联系，有一回我记起那个病人，就向师姐提问病人的情况，师姐说病人的食管还是堵住了，放两个支架也没用，癌组织长得到处都是，食管上段下段全都堵死了。刚好过了半年吧，病人就去世了。她吃不了东西，咽口水都没办法，身体里没有别的养分，癌细胞就将她血液里的一切据为己有，血小板和凝血因子都没了，她的血失去了凝血功能，体内大出血，尿血，拉血块，那种症状出现后，大概两三天人就没了。”

    向珩想了想，问：“如果你们在她放第一个支架的时候就告诉她，已经治不了了，她会放弃吗？”

    张萱琳抿嘴摇摇头，“不会，到了那种每天和死神拔河的时刻，是一个人求生欲最强的时刻，只要能活，她都会想活下去。其实师姐有和家属明确说过，病人是好不了的，所做的一切医疗行为都是为了短暂地延续她的生命。家属没有和病人说过那些话，但是自己病到了那种程度，肯定是对死亡心知肚明的了。商量放支架的时候我也在场，我看着病人那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的脸，和脸上麻木呆滞的表情，我就觉得她是知道自己活不久的。但是她听了师姐的建议后，小声和她丈夫说，‘放支架吧，吃不下东西不行的，再贵也要放。’她是个很节俭的妇女，每次给她开药她都要问我能不能开便宜点的药，她说家里很困难，还有一个女儿在念大学。可在生死关头，什么都没有命重要了。她活得好痛苦啊，可是她一直都不肯放过自己。”

    “所以不管你是否说出来，其实都不能阻止他们赖活着。那就是他们的选择。”

    “嗯，”张萱琳低头笑了一下，说，“我一个医生，不研究怎么救活病人，却整天想着有什么办法能让病人接受死亡，是不是很不称职？”

    向珩正色道：“你别这么说，他们的苦难不是你带去给他们的，你不需要为自己的思考而产生心理负担。”

    张萱琳脸上的笑忽地落了下去，“可我就是觉得医生的某些处理是会给病人带去苦难的，那些劝病人活下去的处理。只是病人无论是否按照医生的处理来选择，都会沉浸在苦难里，他们已经到了那种没有选择的绝望境地，所以才减轻了医生所应该要负的责任。”

    瞧着张萱琳情绪低落，向珩忙安慰她：“你的责任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而此举为病人和家属带来的金钱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不该也由你来承担，应该由他们承担。”

    张萱琳瞥了向珩一眼，说：“等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作为病人在医院中出现后，你就说不出这种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