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这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似乎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子。

    在这一天，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这个影响了未来数年世界格局的战争恶魔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而仅仅是在上任后的一个月里，他就利用国会纵火案在德国独揽大权，并说服总统兴登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进而取消了受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

    1923年他在狱中写下自传《我的奋斗》，认为历史不过是种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史，他坚信犹太人非常邪恶，他们的存在破坏了国家的“种族纯洁性”，并呼吁从德国“清除”犹太人。

    如今大权在握，希特勒得以逐步践行他的种族主义思想。

    1933年3月，在距离德国慕尼黑仅16公里的一个废弃兵工厂重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它迎来了第一支以银白骷髅头为标志的黑色军队。

    提奥多尔·艾克从车上下来，年轻的助手俯身为他点亮一支烟。

    东方微白，黑暗还笼罩着眼前这座沉默的黑色巨兽，艾克不紧不慢地吸着烟，透过晨雾他能依稀看清一些字，漆黑的乌鸦落在上面，俯视着这群不速之客。

    似乎等了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年轻的助手有些不安，凌晨的风冻得他的脸颊有些疼。

    烟灰落了一地，一只坚硬笔挺的黑色军靴踩扁了还带着火星的烟头。

    下一刻，那双靴子动了动，突如其来的枪声破空撕碎了黎明前的黑暗。

    “属于犹太人的时代结束了。”他说。

    漆黑的大门洞开，沉默的巨兽张开了深渊巨口，军队训练有素的整齐脚步声有节奏地响起。

    东方旭日在他们背后徐徐升起，照亮了最上方的牌匾， “达豪集中营”。

    一支漆黑的鸦羽缓缓坠落。

    8月，距离劳拉第二次穿越到1933年的德国已经整整过去了三个月。

    但劳拉没有时间发愁，因为她的私人时间几乎完全被医院的工作占据了。

    1933年4月7日，纳粹通过了第一部反犹法律《重建专业公务员制度法》，禁止犹太人从事公务员、医生、司法等工作。

    1933年7月14日，纳粹颁布种族纯洁法《禁止遗传疾病患者生育后代法》，禁止“不符合要求”的人拥有子女，包括吉卜赛人和残疾人，并授权对这些身体或心智上有缺陷的人强制施行绝育手术。

    这两部法案的出台，对于医生这个职业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

    柏林医院大量的犹太籍医生被辞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纳粹疯狂抓捕那些所谓“不符合要求”的人并对他们实施强制性绝育。

    医生必须主动向卫生官员报告患有遗传疾病的患者，并对符合《绝育法》规定的患者提出绝育请愿书，至于是否符合要求，则完全由遗传健康法院的三人小组审查和决定，法院仅根据请愿书和片面的证词做出决定，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需要患者在场。

    医院不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是人间地狱。

    劳拉低头清洗着手上的血迹，长期接触酒精和消毒水的双手已经发白起皱，她擦干净手，回到医护休息室坐下，半靠在椅背上喝了一口水，才得以喘息片刻。

    这半个月以来，因为人手不够，医院各个部门都在抽调人员，做绝育手术的任务甚至落在其他科室的医生头上，就连劳拉这种名义上的“见习医生”都要直接上手术台实操。

    更悲哀的是，绝育的医生必须将手术通知患者，而病人却被告知“不会产生有害的后果”。

    但即便是医学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时代，也不是意味着绝对安全，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术后并发症通常会伴随终身。

    由于患者的“不配合”，他们“自愿”来到医院的方式都是被警察搜捕强行送医。

    吉普赛女人的额头在剧烈挣扎中撞到手术台鲜血直流，护士不得不用力抓住她的手，用束缚带将她牢牢绑在手术台上，这个女人绝望地嘶吼挣扎，她长长的指甲划破了劳拉的手背，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抓住主刀医生的手，从语气急切癫狂的辱骂到失声哭泣祈求，眼泪混合着血打湿了手术服。

    主刀医生掀起吉普赛女人的衣服，看见她微微隆起的腹部，转头对“护送”她来到医院的警察说： “她怀孕了。”

    “那么，”这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警察正了正帽檐说道， “先流产再绝育。”

    劳拉走出手术室，手背上刺痛混合着血从指间流下，这个女人该有多绝望多怨恨。

    在纳粹时代，这些可怜人如同屠宰场里待宰的牲畜，他们“品质”的优劣和生存繁衍的权利由一群疯子随意决定。

    她站在医院的走廊上，耳朵里充斥着哭嚎和绝望的嘶吼声，看见试图反抗逃脱的人被子弹射中小腿后痛苦地瘫倒在地。

    但劳拉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因为纳粹正在考虑对数百万人进行绝育，因此他们需要更快、非手术的绝育方法。

    在种族纯洁法颁布后的18个月后，约有40万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