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本斯波恩中心的消息闭塞程度远超过劳拉的想象。

    在1938年1月的一个清晨，她如往常一样穿过一栋栋灰白色的小楼，在她盘算着今天的早餐吃什么的时候，大厅里的人群已经闹哄哄地议论纷纷。

    很多时候劳拉都觉得这里的医生护士像是某种缺乏人类感情的机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掀起太大的情绪波澜。

    盖世太保举起一份报纸，以严厉的语气说道： “向诸位传达元首的命令，从今天开始，禁止在国内讨论一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报纸被撕碎了扔在地上，碎纸片上隐约看出几个大字“南京陷落，日军施暴”。

    这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作为一个美国人，劳拉对这件残酷的历史事件的印象在于：在美国课堂上，当教授说起纳粹德国在集中营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几乎整个班级的人都感到十分愤慨悲痛，但当教授提起日本人在这座名为南京的中国城市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时，除了几个中国同学以外，大部分人都是不知所云、以至于无所谓。

    或许并不是人类的悲欢各不相通，只是因为立场不同，缅怀也分了情况。

    据劳拉所了解，在二战爆发前，德日意这三个“轴心国”盟友还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纳粹德国其实是不太支持的，同时，还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一度和中国达成了以物易物的军品贸易协定——中国以德国军工急缺的有色金属矿石等，换取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此外，德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参谋赶赴远东战场，以协助中国对日作战。

    但在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希特勒可谓是一反常态。

    担任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的约翰·拉贝是个纯正的德国人，他在大屠杀发生时，曾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希望希特勒能阻止日本的暴行。

    拉贝曾经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 “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但是，冷血的希特勒对此感到无动于衷，还下令禁止德国人民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希特勒的原话是这样的： “因为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从这一天开始，在劳拉看来，只不过是在德国人已经麻木不仁的生活里又增加了一条规定“禁止非议政事”。

    当然，除了不能随便说话以外，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工作的几个月不能说是毫无收获。

    除了极大地丰富了劳拉关于妇产科和儿科的知识以外，在弗里德里希交给她的任务上终于有了一点进展。

    劳拉先是用最笨的办法，根据那孩子的年纪，大概推测了一下它的出生时间，好在在这点上弗里德里希是靠谱的，他竟然给了一个那孩子的母亲孕检时大概的预产期。

    “我现在可真的要怀疑那孩子是你的了。”劳拉说。

    弗里德里希已经懒得争辩了，最后只是朝她翻了个白眼。

    劳拉还是忍不住问道： “我说，你究竟要对这个孩子做什么?”

    “我能对一个孩子做什么，”弗里德里希不满地看着她， “我看起来有那么无耻吗?”

    “你的下限看起来比轮胎都低。”

    “……”

    比起婴儿父本和母本的绝密信息，他们的出生证明好搞到多了。

    年初需要把去年出生的婴儿的相关信息都收集整理好，把医生给他们写的出生证明，关于他们从出生到一岁期间的具体信息，如身高体重、健康状况、护理记录和患病诊断以及雅利安人种认定级别等等文件，进行二次整理核对，最后再统一送到指定的地方储存起来。

    劳拉用了一点小伎俩，让这个送资料的差事落到她的头上。

    “把资料给我吧。”

    坐在书桌后戴着眼镜的女职员说道。

    劳拉僵硬了一会儿。

    这时，一阵叩门声响起，在门口看守的士兵对女职员说， “有人找你。”

    “我可以的，”劳拉连忙露出个笑容来， “我很快的。”

    感谢德国人的严谨，在孩子出生这件事上，他们的出生证明甚至是按年、按月用不同颜色标记摆放好的。

    “噢我的老天，”劳拉来了个平地摔，一屁股坐在资料柜前的地上，夸张地说， “瞧我这笨手笨脚的样子，不小心把资料掉在地上了。”

    劳拉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证明弄乱全扔在地上。

    士兵闻言走过来看了她一眼，看到劳拉陌生的面孔，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新来的?”

    “噢是的。”劳拉半躺在地上说。

    士兵便不再说什么，走开了。

    劳拉急忙爬起来，一边装作收拾东西的样子把东西翻得哗哗作响，一边用目光扫视柜子里的资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找到了。”

    “上帝保佑。”劳拉喃喃。

    劳拉找到去年一月出生的孩子的名单，不多，只有四个，她松了一口气，保险起见，她把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二月出生的孩子名单也记了下来，一共二十三个。

    整个过程极其惊心动魄，劳拉第一回这么做贼，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就在这时，一份名为申请登记表的文件夹引起了劳拉的注意。

    她好奇心起来，鬼使神差地伸手打开了文件夹，这是一摞作废的申请表，封皮盖了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的章印。

    这原本没什么的，但惊悚的是，劳拉在这摞申请表里看见了自己的。

    上面手写的字迹写着 “我申请加入‘生命之源计划’……”

    申请时间是1935年。

    劳拉猛地瞪大眼睛，心跳得更厉害。

    “怎么会，为什么我不知道……”

    她的视线往下移，看见批准意见那一栏，盖了个章印， “同意”。

    不可能！

    劳拉下意识咬紧了下唇，手开始哆嗦起来，她颤抖着继续往下看。

    一个更为醒目的红色章印，在旁边添了几个单词， “驳回”。

    理由是：经检查，身体条件未达到雅利安公民标准。

    黑白照片里的劳拉笑盈盈，那是她进入柏林医院工作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怎么看那个理由都像是在扯淡。

    但此时，她的冷汗缀在脖子上，要流不流。

    “好了没有。”门口传来士兵的催促声，他急着换班。

    他大步走过来，看见那个瘦弱的女人正艰难地踮起脚，把那一大摞资料放到最高处。

    “好了好了。”

    劳拉走到他面前，笑了一下， “噢，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这是出生在那个时间段的孩子的名单。”

    劳拉把摘抄着孩子名字简写的纸张递给弗里德里希，这里头还有好几个重名的，她只能用玛丽安一、玛丽安二，尤纳斯一、尤纳斯二等等来标记，为了区分，她还在旁边标注了这些孩子出生时记录的身体特征。

    弗里德里希盯着上面那一串龙飞凤舞的英文速记，狐疑道： “你看起来和自己的母语不太熟的样子。”

    “呃……我最近正在学习英语。”劳拉搓了搓手。

    闻言弗里德里希充满鄙夷、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你在外面最好别学美国佬和英国佬那一套。”

    “会说英语可不是件坏事。”劳拉腹诽道，至少在1944年以后，非常有用。

    不仅如此，她还打算抽空学习俄语。

    “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孩子就一定在这个名单里面?”

    “你就能保证那个‘孩子’一定在这里吗?”劳拉反问他。

    弗里德里希闭嘴了。

    “根据预产期前后浮动两到三周生产，都是正常的。”劳拉叹了口气， “除非你说的这个预产期的时间是错误的。”

    “怎么会?她的……亲口说的。”

    劳拉扶额，那就理论上应该在这个区间， “当然，也有早产儿的可能，不满30周就出生。不过，以这里……现在的医疗技术，能不能养活是个问题。”

    “而且，” 劳拉顿了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 “这样不健康的婴儿是不是违背了帝国培育雅利安超人的宗旨，我相信，它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很多孱弱的婴儿刚出生就会被直接抛弃，因为他们不够强壮。

    劳拉记得护士从产房里抱出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上还包裹着胎脂，眼睛还未睁开，但微弱的呼吸声和泛着青紫的小脸昭示着这是个不够健康的孩子。

    漂亮的纳粹护士抓着它两只小脚把它倒放起来，拍打它，想让它哭起来。

    但这小猫一样的生物，最终只是发出几声微弱的嘤咛声。

    “又是一个病猫。”

    护士说着，松了手，那婴儿就像一块小小的破布，掉进冰冷的池子里，那里本该盛着迎接它到来的温暖清水。

    医生走过来，把药水喂进婴儿的小嘴里，很快，那本就微弱的动静就消失了。

    他们称之为“安乐死”。

    “听说它的母亲只有十六岁，”护士露出了鄙夷嘲讽的神情， “真是不知检点的小娼妇!”

    “它的母亲呢?”另一个护士走过来问道， “我可不想再伺候她。”

    “死了。”

    医生云淡风轻地说，末了带了点不争气似的厌恶， “第一次生产就没熬过去。这个月，看来我们不能达标了……”

    尸体被包裹上白布，遮住女孩惨白死不瞑目的脸孔，最后被士兵直接塞进黑色的裹尸袋里。

    她流了很多血，染红了生产时的整张床褥，她凄惨的嘶吼声劳拉在育儿区都能听到，劳拉不知道她的归宿是哪里，或许是集中营的解剖台。

    女孩的尸体随着垃圾车一同消失在勒本斯波恩中心的大门。

    劳拉忽然想起，她就是那个在做体检时，请求医生拉上帘子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