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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br>战前最后一章，从1933写到1938，终于要写到二战了，激动搓搓手<hr size=1 />
</div> “你最好回床上躺着。”克里斯蒂娜说。
久违了的克里斯蒂娜带着她的营养餐来了，身后跟着同样许久未见的威尔曼、莱文和海因茨。
“噢上帝。”劳拉猛然睁开眼就看见一堆人乌泱泱地进来了，她捂住头，觉得一阵阵头疼， “圣诞节到了吗，好多人啊。”
“不，是你换药的日子。”
养伤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
其实整件事情没有什么好猜的，哨岗负责检查工作证明的士兵没有问题，就连开车的司机也没有问题，弗里德里希本人也在离庄园六十公里处等着，问题出在运送的女孩们身上。
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没有人能在抵达终点之前知道自己究竟去的是车站还是集中营。
劳拉也不知道。
其实那天根本没有被遣返的女孩，只有一群归宿是集中营的待宰羔羊。
至于哨岗的士兵，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女孩最终会去哪里。
因为从1935年第一个勒本斯波恩中心设立起，迄今为止，申请加入“生命之源计划”的“不合格”女孩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营。
她们被送走的理由都是“遣返”，从来不会直接说明是送往集中营。
司机也不知道最终是去车站还是集中营，因为会在中途交接，他的任务只是将人送到半路，并不会直接将她们送到终点。
而“遣返”只不过是对外界美好的传言罢了。
弗里德里希显然清楚这一点，但他没想到这趟交接“凑巧”由瓦格纳医生负责，且比他更早地等到了运送女孩们的车辆。
瓦格纳医生出示证明，让司机将昏睡的女孩们送上另一辆真正前往死亡集中营的幽灵卡车，将原本告知女孩们的目的地从慕尼黑车站换成了达豪集中营。
这样一来，即便瓦格纳医生不能在半路上劫到劳拉，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她灭口了，他也能确保最后进了集中营的劳拉，也只有死路一条。
直到弗里德里希在交接后的车辆上没有发现劳拉，才发觉事情不对劲。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遥远的数公里外传来，接着是窜上天的浓烟滚滚，惊飞的乌鸦嘶哑地叫着盘旋在上空。
冷汗瞬间湿透脊背，他立刻驱车前往，但显然已经有人比他早到了一步。
汽车爆胎不是问题，原本可以缓慢减速靠边停下，但问题是劳拉方才为了躲避卡车而猛地打转了方向盘，让汽车不受控制地在公路上猛烈滑行。
在汽车摩擦撞击得车头冒出火星的时候，劳拉猛然想起这个时候的汽车是还没有安全气囊的，所以她不能寄希望于汽车被撞停后有这个玩意作为缓冲保命。
她解开了安全带。
比戏剧还要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她从车窗跳了出来，随着乱窜入荒地里的汽车摔到了地上，浑身痛得要死，像皮球一样从最高处滚进了一个湖里。
劳拉放任自己沉入湖底，她朦朦胧胧地想， “上帝，真的跟拍电影似的，但女主角怎么死了。”
在听到耳边汽车爆炸声的前一刻，她被这冲击力撞得一瞬间失去了意识。
早晨七点，劳拉把鸡蛋、熏肉片和香肠放进锅里煎。
此时的柏林天还未完全亮透，透过窗户看见灰蒙蒙的街景，已经有行人四处走动了。
前厅的门一阵响动，劳拉以为是送报员，她擦干净手，走了过去。
钥匙在插孔里转动的声音传来，挂在门背后的挂饰轻轻摆动了一下，年轻的军官穿过晨雾，身上带着深秋冷冽的气息，他从威廉大街步行至此，手上拿着一份晨报。
“早上好, 劳拉。”
阿德里安摘下军帽，垂眼看着她轻声说。
劳拉笑了， “早上好，长官。”
燃尽的柴火在壁炉里留下一堆灰烬，似乎还有余热在，劳拉用小铲子把它清理干净，添上了新的柴火。
“最近怎么样，你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好吗?”阿德里安在餐桌旁坐下，听见小铲子刮擦的声音，探头问道。
“噢，更少薪水，更多自由，更多空闲。”劳拉用餐刀把香肠切成小块，最后总结道， “比柏林医院好。”
因着“绑架”和间接令劳拉受伤一事，弗里德里希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劳拉醒来的第一天就看见他和莱文在她的病床前互扯头花打架，旁边的威尔曼则冲上去挠他的脸。
为了将功赎罪，关于善后的事情全部落到了弗里德里希身上。
“他这是罪有应得。”阿德里安点评道。
既然劳拉在柏林医院这头已经成了“黑户”，再回去还要面临和瓦格纳医生再度冲突的可能——劳拉不能保证自己会不会直接抄起手术刀扎进他的脖子里，所以她干脆把自己在德国红十字会临时志愿者的身份，升级成了全职医生。
战争爆发在即，获得红十字中立成员的身份庇佑，也是她最初申请加入的目的。
“咳咳。”阿德里安忽然清了清嗓子，把展开的晨报收起来，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最近街上会比较热闹，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下班后尽快回家吧。”
劳拉的目光落在日历上。
在她养伤的这几个月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从初春到深秋，漫长得足以让一位野心家实现他的谋略，也足以让一个国家沦陷。
在劳拉和瓦格纳医生在慕尼黑公路上上演“生死时速”的一周后，1938年3月12日，德国国防军武装吞并奥地利，希特勒身着棕色突击队员军服站在敞篷汽车上，向他狂热的支持者们歇斯底里地挥手致意。
从此奥地利的国旗缝上了纳粹的标志。
1938年10月，德国国防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劳拉看向坐在她面前的阿德里安，他穿着原野灰的国防军常服，蓝色的眼睛沉静如海。
1938年11月9日，深夜。
劳拉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她赤着脚从床上跑到临街的窗边，在深夜的柏林街头看见冲天的火光。
无数暴徒涌上街头，高呼着砸碎街边的店铺和房屋，玻璃碎裂在地发出歇斯底里的挣扎，这噩梦如同水晶般闪闪发亮，在明净如紫罗兰的月光下，在破碎的灯光里闪烁着惊人的美。
水晶之夜。
这群暴徒似乎与平民无异，实则是在纳粹的授意下训练有素的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他们身穿便服，以示这场暴动完全是“公众的愤怒”。
“砰!”
与劳拉卧室仅有一墙之隔的隔壁窗户突然被打碎了，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声，玻璃渣子四溅，劳拉来不及缩回去，被碎渣划破了手臂。
但她顾不上，她忽然想起自己唯一的代步工具自行车还放在楼下，她不能保证这群纳粹疯子会不会迁怒“无辜”。
劳拉披着一件睡袍匆匆下楼，她打开门，被一阵巨大的声浪和炽热的火光袭击了。
这群疯子高呼着反犹口号，随手砸烂、烧毁他们所看见的属于犹太人的任何东西，汽车、店铺、房屋……满地的碎玻璃渣子，在熊熊燃烧的犹太教堂的火光里，被映衬得闪闪发亮。
治安警察和消防部队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授意下，保护一切非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对在他们眼皮底下燃烧的犹太教堂无动于衷，他们的干预行动仅限于防止火焰蔓延到临近建筑。
无数犹太人尖叫着从他们被烧毁的房屋里逃离，无数商铺被洗劫一空，钞票、昂贵的珠宝首饰和金子，被整箱整箱搬运走。
“这是我的，别碰它!”
劳拉冲上前对正欲砸毁自行车的人说，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被阻止的暴徒显然还是个少年，估摸着是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这个纳粹小疯子愣了一下，随即朝劳拉吹了一声口哨： “噢对不住，宝贝儿。”
“收起你那副犯贱的模样，”劳拉冷冷地说， “还是回去找你妈妈喝奶吧。”
吃瘪的小疯子摇了摇头，伸手更用力地砸向一旁的汽车。
这场面魔幻得简直像是在美国洛杉矶红灯区，那些磕了药的瘾君子和亡命之徒，唯一的区别在于，在是一场有预谋的、训练有素的暴动。
劳拉顺利保护下自己为数不多的不动产，但隔壁犹太邻居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
犹太妻子尖叫着护着年幼的孩子从屋内跑出来，被忽然从高空坠下的碎玻璃扎了满身，鲜血一下子涌出来，这群纳粹暴徒在他们的惊呼声里哄然大笑。
枪声，火光，呼喊声，哭声，在暴动中试图反抗的犹太人被就地打死。
漂亮的犹太女性被直接闯入室内的暴徒拖到大街上，有的在阴暗的角落，有的在群情激昂的街头，在深秋寒冷的深夜里，纳粹的暴徒撕烂了她们最后的体面。
“救命!”
“不，不!我求求你，啊——不要!”
犹太少女白皙的脸被摁倒在落满玻璃渣子的地面，鲜血和灰尘弄脏了她纯白的睡裙， “救救我——”
劳拉不知道她在向谁求救，向她被高空坠下的碎玻璃一刀割喉毙命的母亲，向她因为不肯松手放弃古董匣子而被活活打死的父亲，还是向年幼哇哇大哭的弟弟，或许她在向所有人求救。
但唯独所有人都救不了她。
历史是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在胜利和失败中不断交替前进。
战争和荣耀明明是男人们的事情，但为此伤心落泪的女人不在少数。
在今夜流泪的可能是犹太人、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但在1945年沦陷后，帝国雄鹰陨落，谁还记得柏林的女人在哭泣。
劳拉闭了闭眼。
“救救我……”
如同濒死的人爆发出剧烈的求生勇气，劳拉的脚踝被人死死攥住。
这脸上染血的犹太少女竟然匍匐在地上，用力抓住了劳拉，想借此获得一个依靠，不被身后的黑暗吞噬。
抓住她的人是个神情狰狞的暴徒，毫无疑问，是位自诩高贵的雅利安人，他顺着少女的视线抬头看向劳拉，露出一个威胁的笑容： “女士，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今晚可以救下这个劣等人，但明天，我想你们家的军官先生就要写报告了。”
“既然你认为她是个劣等人种，那么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是饿急眼了什么屎都吃么?”
“你……”
劳拉还想在嘴上骂两句，却被人从身后拉住了。
她回过头，是莱文。
这个一向脸上带笑、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此时正紧抿着唇，眉头微微皱起。
他对眼前的暴徒说： “她说的对，你可以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