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德国红十字会。

    劳拉穿着DRK的制服，右上臂佩戴着三角形臂章，表示所属管理区域，另一侧袖带有白底红十字，同时佩戴褐色的菱形臂章，上面是代表医生的白色扭曲长蛇图案。

    她穿梭在散发着消毒水、酒精和夹杂着异味冲天的人群中，忙碌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在柏林医院。

    劳拉申请加入德国红字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在战场上获得庇护。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尤其是在资源紧张的后期，就算军队有特配的军医，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普通医生也是极有可能被抓上战场的。

    而在二战时期，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德国女性，一个德国女性医生，可谓是叠满了buff，在战场上优先被击毙的是她，在俘虏营首先被羞辱的也是她。

    劳拉可没有忘记在德国战败投降后，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柏林，那些苏军是怎么对待德国女人的。

    她必须得处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

    而瑞士是二战中为数不多的中立国，它在二战中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墙头草两边倒”。

    在二战期间，瑞士人一个星期里有6天为纳粹德国工作，剩下的1天为同盟国祈祷。

    这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性组织红十字会，在二战中完全保持中立，在战场上，《日内瓦公约》规定：有明显的白底红十字或红新月及红狮与日标志的医疗单位及其建筑物、器材和人员不受侵犯。

    实际上劳拉在德国红十会的工作，除了每天治病救人以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那群纳粹分子。

    从去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开始，希特勒在逐步实施他的侵略计划，对于医疗这种珍贵的资源，他认为“没有必要浪费在支援别的国家身上”。

    DRK的组织徽章是一个带着白色纳粹卐字的黑色鹰，鹰爪抓着红十字。

    这意味着在纳粹全面执政、以及德国对外关系愈发紧张的今天，德国红十字会已经从一个国际性人道主义组织，逐步受制于纳粹。

    在二战爆发后的某一天，德国红十会完全有可能沦为纳粹的备用后援，作用也仅限于此了。

    然而这是德国红十会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德国红十会的区域负责人菲力克斯正站在医院门口和一位党卫队成员吵得面红耳赤， “我不认为我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纳粹卐字袖带的党卫队成员手里拿着登记簿，皱着眉，非常不满地说道： “但你们不应该收留救治犹太人！”

    灰色眼睛、一头卷毛的菲力克斯除了长得像流浪艺术家以外，还有着同样倔强执拗、多情善感的脑子，他说着激动起来，手舞足蹈。

    “噢，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们怎么能看着有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他们不过是些无辜的……”

    上帝啊，快让他住嘴吧！

    劳拉“砰”地把手里的托盘砸到桌子上，发出好大的动静，众人纷纷侧目看过来。

    她随手把掉下来的碎发塞到帽子里，一路风风火火地朝门口走去。

    “呃很抱歉长官，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这些‘无耻之徒’找到落脚地之前，总不能让他们在柏林大街上晃荡……嗯，影响柏林市容。”劳拉露出笑容来， “政府大度地宽限了这些人离境的时间，左右不会耽误长官您的工作，我们……。”

    “我知道了。”党卫队成员抬手打断了她。

    他看了一眼劳拉暗蓝色的衣领，冷笑一声，转头对菲力克斯说道： “一个低级的医生都比你更识时务，我想，或许这位女士比你更适合坐在这个位子上。”说着，他低头在登记簿上巴拉了几下，合上册子后对他们说， “你们最好在三天之内，给这些人找到个‘好去处’，否则我不介意直接送他们去集中营。”

    “……”

    劳拉看着党卫队成员远去的背影，顿了一会：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这种想法。”

    “不，”菲力克斯摇了摇头， “你说得对，犹太人在德国没有未来，他们必须尽快离开，红十字会庇护不了他们太久。”

    街上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劳拉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阿德里安行色匆匆，他身上甚至还穿着在军营训练的白色军官夏季制服，但已经来不及换了。

    在驱车前往党卫队帝国保安局的路上，这种强烈的不安感，他只在1934年8月兴登堡元帅去世不久后，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布伦堡命令国防军直接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时，有过相似的感觉。

    他大步走进大楼，径直往警察总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办公室走去，但没有人拦住他。

    办公室大门敞开着，两个党卫军守卫面面相觑，后退了一步。

    一个浑厚的嗓音从他身后响起： “阿德里安，我的男孩，我在这里。”

    前德国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他今年已经59岁了，他在一战期间，曾经担任第十二火炮团团长，是一位上将，但衰老和岁月不改他锐利的目光和昔日的威严。

    上将坐在希姆莱办公室的沙发里，抽着他上好的古巴雪茄，开了一瓶红酒。

    而希姆莱本人则不见踪影。

    阿德里安站定，军靴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抬手向这位将军行了个军礼，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将军，您这是在做什么？”

    “喝酒，抽烟，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上将从怀里掏出一把枪， “但在此之前，我要把希姆莱这只无耻的野狗给杀了。”

    阿德里安叹了口气，他这几年总在叹气，以至于不得不用沉默寡言来掩盖自己的情绪。

    “恕我直言，您这场决斗是等不来对手的。”

    弗里奇和希姆莱的恩怨要从去年说起，但追根溯源其实是以弗里奇为代表的老派容克军官团和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的终极矛盾。

    在一战后，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各党派势力蠢蠢欲动，弗里奇就曾在写给时任国防军总司令冯·塞克特的信中毫无保留地表示过他对“杂党”的厌恶之情，他称“那些党派”为“各色乱窜的野狗”，认为他们的主张都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必须派出军队消灭这些野狗。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有所好转，弗里奇对纳粹的态度温和了些，因为他和希特勒一样，同样憎恨着犹太人。

    在1933年他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后，不仅清剿了军队里的犹太人，矛头甚至直指昔日的战友——所有娶了犹太妻子的军官都被免职。

    有人说他背叛了老总统兴登堡元帅。

    弗里奇当时认为“这种牺牲是必须的”，他曾经对阿德里安的父亲说过：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势力，带领我们恢复德皇的荣耀，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仍是忠诚不渝的普鲁士军人。”

    但他选错了对象，和他的前任上司陆军元帅布伦堡一样，错信了希特勒这个狡猾的政客。

    容克军官团支持纳粹上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德国国防军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唯一的军队。

    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组建壮大的党卫队显然违背了这个诺言。

    脾气暴躁的弗里奇，曾多次当着希特勒的面大骂过希姆莱和戈林： “你们可以是内务部长，也可以是司法部长，但绝对不能成为军队的总司令，德意志普鲁士军队轮不到你们这些外行插手！”

    他的唾沫星子都溅到希姆莱脸上了，但后者只能尴尬地扶了扶眼镜，沉默不语。

    弗里奇最后警告道： “你们党卫队，给我离国防军远一点！”

    这件事在整个军部里闹得沸沸扬扬，当时莱文听说了这句话之后，曾向阿德里安表示过他非常受伤，毕竟他也曾经被弗里奇评价为“在绝对效忠于德意志的传统普鲁士贵族军人家庭里，养育出的白眼狼党卫军”。

    这只是开始。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宣布了他的远期侵略战争计划，他告诉诸位与会人员，他要在近期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行动。

    但在这场会议中，陆军元帅布伦堡和弗里奇一致认为， “战争将会遭到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联手干涉的警告”，因此他们秉持反对态度。

    元首震怒。

    希特勒此前一直对弗里奇和希姆莱的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此刻，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及早把布伦堡和弗里奇轰下台，他需要是一个顺从的军队首脑为他指挥战争机器，而不是喋喋不休反对他发动侵略战争的绊脚石。

    所以当1938年1月，一名叫施密特的退伍士兵，在希姆莱的授意下，向德国内务部写了一封举报信，直指陆军司令弗里奇违反德国刑事法第175条：同性恋为刑事犯罪。

    “希姆莱这条野狗、两面三刀的蠢货，”上将咬牙切齿道， “元首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

    阿德里安摸了摸鼻子，元首“相不相信”这件事其实根本不重要，虽然他本人当时立即命令销毁这封告密信，并且还有意无意地让他的话传到了弗里奇耳朵里： “弗里奇的唯一爱好就是军队，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军队，他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

    然而， “心领神会”的希姆莱违背了元首的命令，以党卫队的名义公开指控弗里奇。

    但诸位国防军军官们都联名支持弗里奇，他们甚至计划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希姆莱。

    两个月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捷报从前线传来，在德国人民举国欢庆的同一时刻，包括贝克上将和龙德施泰特上将在内的数名国防军元老向元首递交了辞呈。

    元首慌了。

    4个月后，施密特主动到法庭说明撤销了指控，声称是“看错了人”，而不久后他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弗里奇被恢复了名誉，但也被撤去了陆军总司令一职，追究希姆莱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我发誓，”弗里奇喝了一口酒， “我见到他就立刻开枪打死他。”虽然希特勒明令禁止过军官决斗，但对于弗里奇对希姆莱公开决斗的请求，元首保持了沉默。

    连续好几个月，每天下午弗里奇都到靶场练习射击，时刻准备杀死希姆莱。

    搞得希姆莱风声鹤唳，去哪里都带着党卫军神枪手舒伦堡。

    弗里奇对阿德里安说： “你永远也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小人什么时候会在你身后捅刀子，他和他那群猎狗一样的盖世太保，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他们的告密者。”

    “你的父亲，布伦堡元帅，还有我……阿德里安，我们都是你的前车之鉴。”

    上将半靠在沙发上，老态毕现： “这是一个针对我们的计划，针对容克军官团的清洗计划……事实上，我们毫无反抗之力。”

    “我们已经垂垂老矣，但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势必如履薄冰。”

    阿德里安离开了帝国保安局。

    这位脾气暴躁且倔强的上将仍不肯离开，他一定要等到希姆莱回来，让他血溅当场。

    但这种冲动是无意义的，思索片刻，阿德里安拨通了那个久违了的电话。

    他的话很简短： “请您联系龙德施泰特上将，只有他能阻止这个‘复仇计划’。”

    对面的人沉默半晌，阿德里安只当是默认，他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国防军上尉。

    和弗里奇上将一样，阿德里安生于一个传统的普鲁士军人家庭，德皇对他父辈的忠诚给予了最高的荣耀和嘉奖，他们是骄傲的容克军官。

    他四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此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被笼罩在德国战败的阴影中长达十数年之久。

    德国战败后，只被允许留下10万国防军，大部分军官被削职降衔，阿德里安的父亲是其中之一。

    绝望的国家，绝望的人民。

    容克贵族的骄傲已经随着陨落的魏玛王朝碎裂成灰烬。

    阿德里安十七岁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接受了严格正规的普鲁士军事教育，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军官资格，而这一年，恰逢纳粹上台。

    高傲的容克军官团和纳粹党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父辈不愿意低头臣服，身为容克子弟，阿德里安在部队里备受排挤。

    他在一线部队历练了两年后，1935年，恰逢国防军筹备组建装甲师，他因为表现优异被选入第3装甲师，成为帝国最早一批装甲兵。

    在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和吞并捷克行动后，他被提升为上尉，这一年，他二十九岁。

    以他的才干和阅历，许多父辈，甚至是如今的同龄人，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加入了陆军总参谋部，作为参谋军官，或者是依仗父辈谋到更好的去处。

    在旧时代的容克军官团没落后，党卫军的汉斯上校曾经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但因着父辈的骄傲和固执，他不被允许加入纳粹的军官团，他不能成为第二个“莱文”。

    他最终被排除在了军队核心权力之外。

    到了1939年，在纳粹掌控下的德国，据传言，任职的容克官员只剩下了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