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后3天。
上午9点，帝国总理府，译员希米德正在向元首汇报。
“英国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今天11点之前，提供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将立刻向德国宣战。”
元首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沉默着静坐一动不动。
希米德站了一会儿，正不知作何反应，这时，他听见站在一旁的戈林元帅回过头来对元首说： “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上帝应该饶恕我们。”
“不，胜者无需赘言。”元首平静地说。
正午，法国也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但德国政府对英法两国均不予理会。
下午5点，英法两国相继对德正式宣战。
当晚，元首本人离开了柏林的帝国总理府，登上了前往波兰前线视察的“亚美尼亚”号火车专列，并开始在列车上着手处理东西线的战事。
在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的同时，德国红十字会成员也在奔赴前线，他们的工作是保护、援助战俘和平民。
尽管这六年以来劳拉清楚地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她也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她还是难以抑制地害怕起来。
六年的时间很长，足够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
劳拉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正处于这个时代的她、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她，究竟是她自己，还是原本的劳拉。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劳拉从阿德里安口中知道了“他们可能近期有军事行动”因而获得了几天探亲假，作为士兵奔赴战场前最后的告别，她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糟糕，二战要爆发了”，而是“阿德里安、莱文、威尔曼和海因茨他们要上前线了”，这些她所熟悉的人的命运都将被改变。
她迟迟无法脱身，已经不可避免的和这个时代的人产生了羁绊，而这种恐惧和不安不仅是来自于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还是因为她知道，如今眼前一个个鲜活熟悉的人们都注定会在这场战争中死去。
这个国家早已被牢牢捆绑在了纳粹的战车上，将跟随其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它的人民不知道。
随着战争爆发，大量男性被征兵送往前线，使得国内各部门劳动力短缺，因此纳粹鼓励所有16至21岁的德国女性担任护士辅助员来帮助德国士兵，德国女性们往往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德国少女联盟的急救训练，而这些“帝国的花蕾”则劝说她们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一“使命的召唤”。
与劳拉的心境不同，从柏林开往波兰前线的列车上，年轻的女护士们兴奋得不能自己。
对于长期接受“贤妻良母”式教育的她们来说，她们参加军事服务的动机在于：她们正为这个国家服务、能够穿上一套有吸引力的制服、获得一个出国旅行的机会，她们渴望冒险，渴望逃离父母和家庭，能够有机会自己做决定，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她们对这趟旅途的终点充满了关于胜利的期待，让她们骄傲的父辈、兄长和丈夫正为这个帝国开疆拓土，而她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要为此奉献自己的青春。
但她们不知末路的险峻，此去将永不复返。
列车越过波德边境，循着德国军队行军的路线，一路驶入广阔的波兰平原。
初秋时节，草木皆黄，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树林由墨绿变成浅黄再蜕变成金黄，倒映在湖泊里如同渐变的油画，橡树成熟的果实和金灿灿的枫叶落了满地，随风扬起的秋叶落在铁轨上，在列车驶过的轰鸣声中发出微弱的哀嚎。
一路上似乎还能嗅到硝烟未散的气息，炮击留下的满目疮痍，也无法掩盖这土地的美丽。
而这个国家此刻正在德军的铁蹄之下苟延残喘。
然而与想象中的不同，德国红十字会并没有被派去做他们本应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在他们落地的那一刻，这群佩戴着“红十字”袖带在人群中最醒目的人员，就立刻被车站里等候已经的党卫军拦住了。
这个波兰车站已经被德军控制，象征着纳粹的旗帜在空中飘扬。
或者不能称之为“拦截”，在这里驻守的德军已经完全把他们当作后备医务人员在调遣了。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说着，持枪的士兵们走过来挨个检查他们的红十字工作证明。
为首的士兵确认了他们所属的管理区域后，对他们说： “你们在需要在这里等候格拉维茨上将的命令，与前线医疗部队确认完毕后，会把你们派遣到合适的区域，辅助军医的工作。”
菲力克斯皱眉道： “上将?我想我们的行动与军方无关，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地都很明确，那就是前往占领区救援受伤的平民和战俘。”
劳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德国红十字会在此之前一直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存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在红十字日发表讲话时曾以德国红十字会为筹码向希特勒表忠心。
内政部部长说： “红十字就像国家的良心……红十字会与国家一起，时刻准备为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崇高目标奉献全部力量。”
但由于此时德国仍然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因此德国红十字会不能像其他组织那样实行同样程度的纳粹化，在此之前，德国红十字会一直保持着独立性。
直到1937年初，德国红十字会原主席查尔斯·爱德华被党卫军高级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驱逐，这个纳粹分子会穿着党卫军制服出席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是希姆莱的主治医生兼密友，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前，这个党卫军都在“傀儡主席”查尔斯·爱德华背后操纵着一切德国红十字会的事务。
也就是说，二战爆发之后，其实德国红十字会已经完全沦为纳粹机构了。
这种担忧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
菲力克斯攥紧了拳头，他试图据理力争： “我们只听从德国红十字会主席的命令，我想军方没有资格干涉我们的行动。”
士兵闻言嗤笑了一声，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那是战前，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切听从安排。”他把手里的文件打开，那是一份通知， “从今天开始，德国红十字会正式归由内政部管理。”
“……那么正如你所说，请派一位内政部的长官和我们对话，否则我们不会仅凭一张白纸就改变原本的计划，”菲力克斯态度强硬地说， “我们可不是军人，没有服从命令的天性。”
“你们是在质疑帝国政府的权威么?”士兵把抱在怀里的枪换了个姿势拿着，神色之间隐隐有威胁之意。
他的肩章显示他是党卫队三级小队长，对应国防军中士，属于士官级别，介于军官和士兵之间。
但菲力克斯完全没在害怕的，他甚至还往前站了一步： “请……”
眼见一个拿手术刀的和一个拿枪的越发剑拔弩张，随着这一堆人迟迟不肯离去，也引起了不远处的其他党卫军的注意。
年轻的护士们已经被这个阵仗吓住了，她们在队伍里沉默了，却又忍不住好奇张望。
这些士兵褪下军装可能是她们熟悉的兄弟、丈夫和父辈，可当他们穿上军装时，他们就是帝国最精锐的武器，服从命令是帝国军人的第一要义，而这种威严神圣不可侵犯。
劳拉觉得搞不好他们要暴力执法，在二战期间，这群纳粹疯子越权执法、任性执法和随意执法引起的惨案不在少数。
她在本质上还是个在和平时代安逸惯了、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觉悟的小市民，大多数人做医生也只是将之作为一份谋生的手段，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医生属于高收入群体。
更重要的是，她一点都不想被派去前线当战地医生!
劳拉往前站了一步，露出个礼貌的微笑： “长官，报纸上说，这次前线战役以闪电速度击破了波兰防线，那群不争气的波兰人死伤、投降的无数，而我们的精锐部队却毫发未损。”
她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士官的神色，对方的眉头挑起，明显在她说到“毫发无损”时情不自禁地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在这件事上，我想军队医疗部队也不需要我们这群的专业性不足的人员去瞎掺和，反倒是那些‘四处流浪滋事、阻碍驻军执勤’的流民和战俘更需要我们处理吧。”
伸手不打笑脸，尤其是美女的脸。
士官闻言沉吟了片刻： “话虽这么说……”
劳拉往旁边一站，抬手一指： “这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都是刚刚加入红十字会，她们大多数都只接受过短期的急救训练，贸然让她们上前线支援只会误事，不如让她们先积累积累经验。”
没有哪个男人看到这么一水儿的美女没点反应，即便是钢铁纪律严明如德军。
士官脸色缓和了一些，随即转身小跑着去向另一位穿着军官制服的党卫军汇报。
几分钟后，那位党卫军军官大步朝他们走过来。
“你们可以先前往占领区，但具体任务，由对接的党卫军军医安排。”他神色冷峻，显然比那位士官更不容置喙。
让他们前往占领区而不是前线野战医院已经是党卫军最大的让步。
波兰的主要交通枢纽已经被德军炸毁，他们只能坐上军用卡车前往占领区。
一路上尽是荒芜和废墟，随处可见断臂残肢，破碎的衣物和飘扬的旗帜，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很难想象，仅仅是三天前，这里还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
在初秋之下，金黄的落叶飘零在灰蒙蒙的天空里，仿佛在哀悼一座死去的城。
临街的窗户玻璃被油漆喷画上纳粹反万字标志，钟楼塔顶高高飘起纳粹的旗帜。
德军驾驶着摩托和汽车穿过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道路，波兰战俘们举手投降，他们蹲在废墟中央的广场上，蓬头垢面、伤痕累累，低头不语，被缴获的大批军械被丢在地上堆积成一座小山。
因战火流离失所的波兰民众在街头流浪，麻木不仁。
无家可归的孩子坐在废墟上哭泣，脏兮兮、血淋淋，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落进脚下那片泥土。
他们刚下车，就见一个身穿红十字标识服饰的男人惊喜地冲了过来，身后跟着几个穿着同样服饰的人。
他朝他们张开双臂，嘴里高兴地喊着： “感谢上帝，终于把你们派到我们身边!”
“我是瑞克·豪瑟，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我来自瑞士。”他说， “由于军事行动推进的速度太快，我许多动身前往华沙的同事无法进入波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探视战俘营，但这里需要救助的战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人手短缺……”
瑞克紧紧握住菲力克斯的手： “当然，在德国红十字会的你们，也是我们最亲切的朋友。”
面对瑞克的热情，菲力克斯却沉默了。
还没等双方再说些什么，几名党卫军军官就走了过来。
“很抱歉，豪瑟先生，”为首的军官说， “您最好还是等一等您的同事，军部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这些德国红十字会成员，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群战俘身上。”
“什么?你们不是说德国红十字会的人会来帮我们吗?”
“噢，我想我只是说德国红十字会的人会来，但我没有说过他们一定是来帮你们的。”军官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瑞克对这种无赖简直不可置信，但他没有办法，除了指责： “你们在做什么，难道你们要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吗?!救助战俘是每个红十字会成员的义务!”
“嘘，您这些话还是留给波兰人听吧。”军官不耐烦地皱了皱眉，便离去了。
“豪瑟先生，”劳拉几步追上那位神情悲愤失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低声对他说， “受立场限制，我们不能为战俘做太多事情，而平民不受特殊法律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正当理由开展救援行动……我们救不了战俘，但平民还是能勉力一试。”
德国军队讲究效率和取舍，他们在占领区短期停留的目的，只是为了处置这些战俘，和满足战时补给，他们作为前线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不断推进深入波兰腹地。
至于剩下的工作，则会交给后备部队，比如后续负责建立集中营的党卫队骷髅师、比如负责抓捕犹太人的秘密警察。
或许是懒得浪费子弹和时间，因此波兰民众除了因德军轰炸造成的损失以外，并没有遭到太多德军的为难。
所以对于这些被占领国的平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最直接摧毁他们家园的德国一线军队才是最绅士的刽子手。
但不影响波兰人对这群占领了他们国家的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和恐惧。
做这种事情其实两边都不太讨好。
这就好比你在前面辛辛苦苦地打仗，你的猪队友在后面慰问你的敌人一样。
虽然德军很大程度上对德国红十字会救援波兰难民这件事不屑一顾，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一点，在占领区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果不能及时安顿他们，这些被饥荒、绝望和仇恨冲昏了头脑的人，随时有可能鱼死网破、绝地反击，就像那群该死的波兰游击队一样给他们搞事情。
而他们并没有精力和时间也不愿付出有限的物资去管理他们，所以当有人出钱出力安置这批流民，其实德军蛮喜闻乐见的，至于政府高层愿不愿意，他们不管。
所以除了不能接触战俘以外，德军对德国红十字会救助平民这件事目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
只不过总是会习惯性地对劳拉他们翻几个白眼，时不时露出鄙夷的神情。
而波兰难民这边也不好处理。
没有人会随便接受侵略自己国家的人的帮助，更多是因为骄傲和自尊，会下意识觉得厌恶、恐惧、虚伪和恶心。
“这是食物和水。” 劳拉把救济物资递给一个坐在倒塌楼房前的波兰女孩，但她没有接。
劳拉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会儿，把东西放在女孩鞋边， “如果你暂时不需要的话，我先放在这里……你受伤了，你在流血。”
随着女孩毫不掩饰的抗拒和后退，劳拉看清了她正在流血的肩颈，她伸出手，试图触碰女孩。
“啪!” 很显然，劳拉被拒绝了。
女孩用力地推开劳拉，并且附赠了她一个巴掌。
“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婊子!”有党卫军士兵看到这一幕，大步走过来，同时掏出了枪，女孩吓得立即蜷缩起来。
“不!”劳拉顶着火辣辣的脸颊，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她转过身张开双手， “不要总是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我可以处理，你不需要浪费一颗子弹在她身上。”
“滚开!”士兵说。
“我为什么要滚开，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你，才是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愚蠢的平民身上!我相信前线还有更多等着你去收拾的波兰军队。”
士兵语塞，露出一个不识好歹的神情，但最终还是放下了枪。
劳拉转过身，一把用力抓住女孩的胳膊，把她抓了起来，女孩显然还正处于方才生死一线的惊恐之中，冷不丁被劳拉抓过来，却是一声不吭。
“会说英语吗?”劳拉用德语问她。
小女孩抿了抿嘴，很轻地点了一下头，又摇了摇头。
劳拉觉得她这个意思大概是会一点但不多。
于是劳拉摘下象征着纳粹的反万字徽章，用英语对女孩说： “你在害怕什么，嗯，这个东西吗?”她随手把徽章扔到地上，摊开双手， “没有了。现在你可以听我说话了吗?”
女孩一动不动，但没有挣开劳拉握着她胳膊的手。
劳拉拿出随身携带的医疗急救包为她清理伤口： “战争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大人们的事情，和小孩子无关。”
酒精沾到伤口，女孩痛得轻轻叫了一声，劳拉说， “痛吗?痛就对了。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牢牢记住你的仇恨，然后活下去，努力长大。”
“到那一天，你不只是要给那些你所仇恨的人一巴掌，而应该把子弹直接送进仇人的心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