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遥】
（接续）孙向强的家属，当天接受了华国各路媒体“地毯式轰炸”采访，白天尽管口干舌燥，依然乐此不疲诉说孙向强冤死事实。晚上，家属们收到陈雷记者转述了越州市两名律师免费法律援助的信息后，举棋不定。为啥子嘛？
孙向强家属已经不信任广南省越州市律师，其来有自。此前，他们持续寻找了五名律师打官司，但对方都顾忌起诉警方而没人敢接，从而对越州城律师产生了顾虑。后来，好不容易从楚河州王渡市聘请了一位律师汪丹。于是，孙民柏孙向阳父子最终抉择，继续用汪丹律师，为枉死的孙向强维权。
自从调查报道《被收容者孙向强之死》面世震惊华国后，各路媒体风起云涌追踪报道，既给力地推动孙向强的家属向广南省司法机构维权，也引起全国人民抨击收容制的罪与黑。
汪丹律师赶来越州市，与孙向强的父亲签署了代理维权的合同，主动表示无偿法律援助。此一变化，让孙民柏等家属们感激不尽。汪律师根据孙民柏等家属掌握的材料与《南国都城报》独家报道，受孙民柏等家属委托，撰写孙向强命案立案申请法律文书。一个礼拜后，在律师的陪同下，孙向强的家属和同学、朋友代表一行先后到广南省公安厅与省检察院申诉。出乎意料，他们不但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且收到意外的惊喜。
在省公安厅，接待人员介绍说，“公安部部长先后做了7次批示，明确指示要坚决依法彻查此案。”对方叫他们放心，一定立案调查孙向强死亡之事。俗话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孙向强家属们在南都报道之前在越州城内奔走一个月求告无门，因此还是担心公安厅厅忽悠人，不会立案。汪丹律师劝说，既然公安部部长连发了指令，广南省公安厅不敢不听。但是，被伤害太深的孙民柏已经产生应激反应，执拗地怀疑省公安厅不会立案。汪丹律师也能理解他的心理，陪孙民柏一行人去广南省检察院申请立案。当孙民柏再度诉说冤情的苦楚以及广南省公安厅的答复后，省检察院接待人员回复说，“省公安厅表态不是戏言，你放心好了。如果它不立案，我们省检察院会督促，或者这边立案。”对方还透露，公安部将派出工作组到广南省帮助指导查办；省、市监察、检察、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省、市公安机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得到这番肯定的回复，孙民柏好像吃了实心汤圆，安下心来。自此，家属、同学、朋友与同事们等待孙向强联合调查组通知联合专案组正式立案的消息。
《南国都城报》将孙向强死亡事件的后续动态当作日常新闻，杀鸡焉用宰牛刀，于是不用深度记者陈雷跟进，改派负责广南省、越州市两级司法机构的跑线记者接手报道。从而，陈雷继续做深度新闻调查，依然奔赴华国各地采访。
在外省记者跟进采访孙向强案的报道中，《京西信报》记者吴铭做得深入，反响甚佳。打工者打报社的热线电话，源源不断，吐槽首都的收容也很残酷。仅仅没有暂住证，人就被收容。有的人被驱赶去郊区建筑工地挑沙子干活，直到交钱了事。吴铭方才知道，违法收容不止发生在华国开放的越州市，连首都京西市都难以避免。难怪，孙向强死亡一事经《南国都城报》独家曝光后，华国各地打工人遏制不住向本地媒体抱怨违法收容的血与泪。一时之间，媒体界报道违法收容的罪恶络绎不绝，将它暗黑的另一面淋漓尽致地无情揭露。
说起来，吴铭记者要是没读到《南国都城报》的独家报道，就根本不晓得收容背后的罪恶一面。之前待在象牙塔读书，在燕清大学上学不了解社会民情芜杂，更别提收容遣送的斑斑黑幕。一旦上手追踪报道，他上网搜索关于收容制的血腥内幕，从而明了该行政法规的荒谬与恐惧。他，得以理解《南国都城报》独家报道孙向强命案之勇敢和谨慎。
从《南国都城报》独家曝光孙向强被收容致死案的当日开始，《京西信报》记者吴铭连续多天追踪采访。他持续报道了孙向强家属求助伸冤困难重重以及广南省与越州市两级政府有关部门启动立案进行弥补的进展。他晓得大众除了夸赞鸡蛋味美更想知道下蛋的母鸡长啥样儿的心情，于是通过媒体朋友的关系专访当事记者陈雷，一解大家的好奇。
吴铭记者：陈雷记者，你采写《被收容者孙向强之死》如何做到忠于事实？
陈雷记者：在华国，做监督政府部门深度报道的记者，在采访过程难免碰壁，导致信息采集不全面的情况。所以，如何运用手中有限的信息资源来组织一篇真实客观、“完全以事实说话”的报道，值得每一个新闻人深思。我认为，新闻选题的最重要判断在于对新闻价值的预判和新闻核心意义的挖掘。在实际采访中，随进展而调整预判。报道文本语言的作用仅在于将事实交代清楚，绝不能渲染或者煽情以至流露倾向性。毕竟，新闻报道同于文学创作，后者可以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来打造文本的风格，并通过合理想象来渲染故事氛围，而前者的第一原则是真实，采写必须全面、客观，杜绝先入为主的立场倾向。
所以，我偶尔接触到孙向强命案线索，便预判其该事件牵涉到收容、暂住证、违法、警权等深层次的问题很严重，懂得采写务必不能出差错。
吴铭记者：你和摄影同事拍到了孙向强遗体表面的伤痕,可以证明他不一定死于心脏病猝死。为什么不及时发稿?直到尸检结果出来，你才发出报道？
陈雷记者：为了规避这篇独家报道可能带来的意外风险，我尽量小心，甚至宁愿违背新闻时效性原则。实际上，我们去殡仪馆拍下孙向强遗体伤痕的照片，难道就不能发表吗？能。如果象日常报道一样抢时效，我可以即时发稿。不过，为了拿到最有说服力的扎实证据，我决定等到广南大学医学院的法医鉴定结论，直截了当否定越州市精神病院河村分院（市收容救治站）的结论。从而，我向部门主任、分管副总编和总编辑层层汇报了此种想法后，得到上司们一级级同意。
实际上，这种对公权力监督采访保持高度紧张的警戒心，恐怕是华国记者职业的特色之一。苛刻的教训比比皆是，于是记者们在采访之前往往形成自保的戒备心。譬如，几天前一个省份的飓风报道就让该省高官大怒，公开指责有关媒体夸大死亡人数。在官员们的官场“逻辑”里，记者亲眼看到、听到的都是虚幻的假象，只有办公室统计的数字才是唯一真实。记者下去采访报道，就违背了萱萱纪律，就应该受批评甚至处分。华国有的官权对抗媒体监督一向如此颟顸，记者们为了职业安全，久而久之被逼良为娼，只好发统一口径的新闻通稿，或者顾忌本身的职业操守干脆放弃，因为缄默也是一种抵抗官权压力的态度。于是，我和摄影同事在广南大学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做出正式的死亡鉴定结论后才发报道，则是一种宁可损失时效也要换取采写安全的不得已法子。
就是这份尸检鉴定结论，成为孙向强事件调查报道的牢固基石。它写明“孙向强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翻译成通俗的话，孙向强是被打死的。在该案中，广南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教授实事求是的工作尤为可贵，对孙向强的死因鉴定一锤定音。
吴铭记者：孙向强死了，在违法收容中被打死。他，到底被谁打死？要回答事实，只有继续采访，挖掘事实。你调查采访孙向强被收容而死的过程中，越州市有关部门的拒绝态度让你意外吗？
陈雷记者：调查采访孙向强死亡事件前前后后历时一个月，我先从外围采访开始，即从他的朋友、同学和同事介入，然后直奔他最后待过的相关医疗机构，也就是救治站，再扩展到其它政府机构。为此，我走访了王村派出所、越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越州市收容救治站，给该事件的另一方以机会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三个地方都拒绝采访。就此，我毫不意外，因为他们接受采访的话将暴露收容孙向强的违法犯罪嫌疑。虽然我至今不清楚孙向强到底在哪个地方被打死，但是，对方沉默亦表明了一种诡异的态度。
真相也许就在门后，记者永远尽管无法100%还原，只能无限逼近来打开。本人调查采访充分、中立、客观，排斥了先入为主带偏见的眼光，让孙向强死亡事件所有牵涉者都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
吴铭记者：你写这篇新闻稿，如何做到零度情感？
陈雷记者坦言：“忠于事实”，是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原则。《被收容者孙向强之死》有意使用简单而平实的语言，使该篇调查报道始终遵循着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为此，我写稿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的状态，既没有滥施同情，也没有煽情、偏激和冲动。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都会导致报道的倾向性，从而破坏新闻的客观公正。交了初稿，后续的编稿得到责编、主任、副总编和总编辑一起把关、润色，确保这篇稿子以事实赤裸裸地呈现给大众，用事实说服公众明白孙向强被收容致死是一桩本可避免的冤案。
简单概括，每一名记者在任何时候采写新闻都要尽力冷静和克制。尽管长期坚持这种态度很难，但必须做到。何况，记者采写新闻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者老百姓容易动情而偏颇。一个记者只要报道了事实，而且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你的任务可能就已经完成了。总之，记者所做的只能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
我们《南国都城报》刊发孙向强案，会使公众看到了华国舆论监督趋向成熟。媒体准确而客观地报道事实，尽可能完整清晰地还原事实，令新闻事实本身具备生活中真实事件的不同寻常性和震撼力。
吴铭记者：你会追踪报道吗？
陈雷记者：我作为深度记者，报道出了孙向强被违法收容冤死的事实就足够了，后续应该由负责司法系统的跑线记者跟进。此事件的随后发展如果迅速，可能包括广南省与越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立案查处、孙向强家属得到国家赔偿，甚至或许废除收容制，将是社会各界合力的努力结果。社会各界的共同舆论，会一道推动了孙向强事件快速解决。当然，我十分感谢《南国都城报》相关领导冲破重重阻力（阻扰内情，不为外人道也），支持本人采访并报道。
吴铭，你也是记者，自然明白我所做的深度报道实际上只是报道事实，恪尽职守记者的本分。当然，我国民众不要忽略记者与媒体的推动力。正是因为记者的存在告诉大家事实的真相，对很多参加者来说很重要。惟有记者坚守监督公权的职责，国家和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吴铭记者：我完全同意，谢谢你接受采访。
陈雷记者：不用客气，咱们一起继续努力做好报道。
孙向强被收容而死新闻历经全国媒体持续报道，成为华国四月份在非普疫情之外最为人们关注的事件。社会各界反思收容制的帖子曼舞于网络，法学界也在思考收容制还有没有必要存在？
就此，吴铭记者连续采访社会有识之士，得到主要的观点基调：孙向强枉死新闻对华国人民具有强烈的暗示意味，即自然界病毒的蔓延使公众恐惧，但收容制等社会病毒的侵害更加恶劣。后者，不但使每一位公民恐怖，而且使每一位公民愤怒，是因为它有选择甚至恶意地侵害公民权利。所以，对收容遣送制及其蕴含的权力，华国政府有必要及时限制、监督直至尽快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孙向强被收容而死事件经《南国都城报》曝光后，让华国老百姓遽然痛惜并醒悟，从中还看到一线希望：中央政府通过公安部下令广南省与越州市两级政府“彻底调查，严惩凶手”的办案决心，凸显了广大民众迸发的愤怒意愿。进一步的民意犹如海啸咆哮，希望孙向强之类的悲剧不再上演，让华国公民安然自在地行走在每一块土地。终究，这牵涉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着眼于把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适价值融入华国核心价值，进而在举国上下达成一种朴实的价值共识：人命关天，人的价值最宝贵，生命为大！华国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必须为了公民的基本利益。正是一个一个的公民汇聚成公众，而公众利益才是华国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在吴铭记者沉浸于持续追踪孙向强事件的时候，他工作的首都四月份疫情突现转折。京西市疫情，咋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