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线战场上有什么变化吗？发生什么事了？”我焦急地问。
可是我的问题像落入了黑沉沉的水里，科雷格竟越发沉默。
他好像变了。
短短几个月，他已经和过年期间不一样了。
以前他虽然不像阿尔伯特那样敏感，能意识到周围人的微小情绪，但对于身边女性明显的不安，他都会照顾到，然后把事情解释清楚；而现在，他似乎经历了太多波澜，疲惫到无力照顾旁人的的情绪了。
“很多事，”他终于简短地说，“但也可以说没事。因为目前为止战线推进迅速，很顺利。”
他语气淡漠，和所谓“顺利”一点也不搭调。
“只是我们都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他似乎在脑海里回忆什么，然后又故意跳过，没有描述，“总之，东线是残酷的。所以阿尔伯特认为将你先送出国比较好。去美国。”
脱离战争话题，他表达得流畅了些，“我们认识一个搞国际法律业务的律师冯·毛奇伯爵，他可以给你办签证。大概一周后就可以离开。”
我有点应接不暇，一周？
“我父亲还在法国，我得和他商量一下。”
“阿尔伯特告诉我，他已经提前跟你父亲通过电话，埃德斯坦先生也同意这个决定，他会在这周回柏林，就是后天。”
无疑，阿尔伯特早就做了安排。提前告知我父亲，让他有时间回来和我告别。
可是——
“他完全可以等假期回来和我订了婚，我再走。”我退了一步。先让他回来，等见到他再说。
“作为国防军家属，你是不能在国外长住的。”科雷格说。
“或者，我不去美国，去瑞士。这样我还能写信给他。”我再退一步。
科雷格像个已经工作的大哥，不|忍心把社会真相告诉弟弟妹妹那样，看了我一会，才说：“瑞士也有我们盖世太保的办事处，他们是可以调查到任何人的。”
我明白了，一旦调查到我，也会给阿尔伯特惹来事端。
所以去美国，甚至通信也不可能，这就是唯一的方案？
一切都安排得这样无声无息，又这样迅速。我毫无准备。
科雷格不再说话，气氛又沉了下来。
“竟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半开玩笑地说。
“不是的。”科雷格没有听出我的自嘲，很郑重地回答，“所以他才把戒指给你保管，这是他的承诺。我想，你应该会愿意等他到战争结束。”他望着远方，“如果真的一直这么顺利，你很快就能回来。但是，阿尔伯特担心的是一旦不能迅速结束，德国会被拖入泥沼。过年前，我还不相信会这样……”他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马上答复，只说考虑几天。科雷格也知道我在等父亲，所以说三天后联系我。
这天回去后，我进|入了冥想。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冥想了，那些真真假假的幻觉一直没再来烦我。我原本以为这样就能安心生活。
可是今天的事让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混乱，我本能地向冥想寻找方法。
静下来，心里的纷乱一点点剥落。
我仔细查看这一切的原因，慢慢看到之前的问题。
过年期间，出于害怕对方担心而互相隐瞒了忧虑，以及我们原本就存在的观念差异。是这些使他做出了决定。
可是，要怎么办呢？我自问。
这时，我落|入了一个清晰的“梦境”。
我看到自己要上火车了，火车开往我以前的家。是的，是我以前世界的家。我心里有点不想回去，但火车马上开了，旁边一个手上裹了绷带的军人不断催促我。
此时我想起自己忘了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这些，我就失去了这趟旅程的意义。第一样是阿尔伯特的戒指，第二样是我的打字机，第三样是我的画。我心急火燎，要把这些东西带上。
然后我就在焦急中醒来了。
醒来后我还以冥想的姿|勢坐在那里，所以这显然不是普通梦，它是一个“幻觉”或“异象”，它一定告诉了我答案，只是我还不太懂。
到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我回不去了，”他有些无奈地说，“他们忽然明天要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做古罗马考古，还指定我带队。”
我嗯了一声。
“你不要难过，阿尔伯特的决定，我同意。其实我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父亲说。
“我再写封信给你，把事情详细说一下。”我说，“我真的不想这么急。”
“不！”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又刻意放缓了语气，“同行有些人的信件被审查了，所以就不用写了。”
我们又聊了好一会日常琐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会马上出国，所以想到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我告诉他新的莱温教授那古板的着装。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他，还有同学偷偷画他的漫画，画面里他身着黑袍，两只手托着高至屋顶的作业，袍子上四个口袋，全装满了纸烟盒。一只大猩猩站在他旁边，受到他的称赞。
父亲哈哈大笑。
结束电话，我坐到自己桌前。
就这样吗？和阿尔伯特甚至连面都没见，和父亲只是通了电话，然后就要离开德国？
桌上放着那台墨绿色的崭新打字机。
这东西比电脑+加印机难用太多。墨水是在墨带上，用几天就要换新的。每次换行，要手动调节纸张。字键还容易卡住。但这个时代就是如此，而且这是父亲送的新年礼物。从科雷格家回来那天，父亲先让我学了一会，接着帮他打了一份文件。
我当时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家里没有打字员，才送我打字机的？”
父亲一边笑，一边检查着我打出的文件，指出我用打了两个S字母的地方，“这个党卫军的SS符号有个专门的键，你没有发现吗？”
等等！在梦中我似乎也想到自己的打字机有SS符号，所以坚持要取我自己的打字机，因为它和离开后买到的不一样。
我开始明白了那个梦的答案。
十指开动，按下一个个的键。我要写一封信。
第三天上午，我把信交给希尔德。
“你真的要走？”她皱眉。
“要走，但不是你们想的，”我说，“会很快回来。”
“到底怎么回事？”她有些不耐烦，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事情本身。
“信是给科雷格的，他打开以后你们都可以看。”我说。
这天下午，我见到莱温教授，他帮我疏理了接下来的计划，然后收拾东西去了火车站。
车站拥挤不堪，人比我送阿尔伯特的时候要多十倍，大量的军人登上开往东线的火车。 我从无数的拥抱、亲吻和承诺中挤过。
好不容易上了车，周围全是新军装的士兵，浆洗过的新衣服味混杂着汗味。我的座位原本是靠窗的，但是两个士兵探出窗口和家人告别，我站在外侧等着他们。
车开动了，我坐回自己的位置。窗外送别的人群远去，进|入一大片田野。风吹进来，车厢里没那么热了。
火车是开往波兰的，我去参加莱温教授联系在集中营的那个联合项目。签了保密协议，所以推荐信上加盖了安全局的印章，圆圈中一个醒目的SS双闪电形符号。
我还是决定要留下。
阿尔伯特的打算原本十分周密。他不想先订婚，怕我作为国防军家属无法离开。可是我父亲也在希拇萊手下工作，作为他的家属，我离开是不明智的。
这就是我在梦中舍不下打字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反复注意到SS符号。梦的提醒隐晦而又明确。对于不理解的人，它是隐晦的，理解以后又觉得显而易见。
至于梦中的戒指，当然是对阿尔伯特的感情。若真的出国，两人分开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遥遥无期。
我不希望这样，我不要这样。
但梦中的第三样舍不下的，竟然是我那两张蹩脚的画。为什么是那些东西？
尝试进一步分析，这两幅画不是我临摹的，而是我随性画出来的，应该是某种无意识创造的体现。所以也许我在意识深处还有需要探索的。
而这种探索，只有在这里才能完成？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
或许，埃卡特那双眼睛也没什么可怕，或许那里有我意识深处的秘密，那个只属于“西贝丽”这个身份的秘密……
在火车的晃动中，我迷迷糊糊地闭着眼睛。意识仿佛回到了柏林，看到科雷格打开了我的信，和希尔德一起读着。
“问题在于你们，”希尔德哼了一声，“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安排女人的生活。她只能不告而别。”
科雷格并没有反驳，把信折了起来。
这是夏天，太阳落得很迟，他的目光没有追随西沉的落日，而是投向天色发暗的东方。
“阿尔伯特应该不会感到太意外。”他说。
我到了华沙，再转另一趟火车。从这里发的车，分往东线战场的不同位置。直待到夜里，我才坐上一趟车，大概要走到第二天天亮。
黑暗里，车窗外面偶尔路过的村庄，远远的、小小的灯光，像一只只黄色的小星星。
“她去做的事是干什么的？没有危险吧？”我仿佛又听到希尔德在问。
科雷格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我想，她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不，我在心里回答他，我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往哪里，我登上了一趟目标不明的列车。只不过这趟旅程是自愿跟随的，而且最重要的，我随身带着几样不可或缺的东西，打字机、阿尔伯特送的戒指，还有日记本。
我没有带那两张画，而是带了阿尔涂抹特送的日记本，还有几根彩色铅笔，打算把以后冥想和梦都记下来，有必要的就画出来。
我不再回避那些幻觉。
我想，生命不只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那些降临在我意识里的看似陌生的思想和情感，同样属于命运。
天刚亮不久，到了卡托维兹。
下车后，有一个党卫军开|车接我，说莱温教授和他们的长官通过电话，告知了我的车次。
“在一堆士兵当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您，”他说，“最近到东边的士兵可真不少。”
“走这边，走这边！犹呔人走这边！”一些维持秩序的士兵招呼着，我向他们看去。
“您不用管，那种车是拉犹呔人的。”我的司机瞥了那些人一眼。
成群的犹呔人提着包，或拉着孩子的同时提着包，走进那种没有座位的货物车厢。装满一厢，就有人从外面拉上铁的推拉门。
汽车打了一把方向盘，向奥斯维辛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