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被关了半年吧，也说不上是被关，只是母亲不想我出去，我自己也不想出去。我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我不在与人交流，就是与母亲，我也不在看她的目光，我整天被困在毛主席和她的天地里，我时而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有时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一个罪犯。母亲担心我自杀，每日都忧心忡忡的，不过对于自杀，我倒还没想过，我病时的情绪十分亢奋，好像抽了大麻的小白鼠。哥哥回家探亲，看到我的状况，也没说什么，只是看到母亲流泪时，他也陪着母亲流泪。直到过年时，我的舅舅回家探亲，我的舅舅在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工作，是一名外交官，到我家后，听母亲说起我的情况，又见我确实病得厉害，便和我母亲商量，带我去布拉格，他在那里认识一个精神病的教授，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病。母亲听了，心里很是激动，当即便答应下来，不过父亲回来后，母亲和舅舅跟父亲说起时，父亲有些犹豫的说：“真的能治好吗？”舅舅说：“至少要比待在这里好啊。”父亲想了一会儿，说道：“现在要出国，可是不小的政治问题，我明早去找部队首长汇报一下。”可能因为我是精神病吧，又可能要去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父亲找到组织，谈了我的事情后，没过几天，组织居然轻松的通过了，既然是精神病出国，也不存在什么审查那些过程，只是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说是出国治病。母亲跟我说要出国时，我还以为要送我去打仗，不过脑海里的毛主席又说了，叫我不要出国，母亲看着我不知人事的模样，又哭了出来，看着母亲的眼泪，我心里也一阵悲哀，我背叛了毛主席，答应了母亲。
舅舅带我先去了香港，然后再坐飞机去了布拉格。到了大使馆，舅舅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间，说等联系好了那个教授，就带我过去。我住在大使馆的房间里，脑海里依然有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质问我为什么要出国，做人民的叛徒。倒是她有些同情我，在为我向毛主席求情呢。我想起自己揭发她，害她被割了舌头，心里更加内疚了。第三天时，舅舅带我去了教授那里，我第一次走出大使馆，看着街上的人们，行驶的车辆，感觉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在教授的家里，一个女孩给我们端了两杯咖啡，我听舅舅和那个教授用外语谈着什么，然后那个教授问了我一些问题，由舅舅翻译的，大概是初到外国的震撼吧，我的心智短暂的恢复了些清明，我回答着教授的提问，最后教授有些捉弄人似的问到，你们的毛主席还在和你谈话吗？我看着这个外国老人，他似乎一点也不尊重毛主席，我有些气愤的说：“你不喜欢毛主席吗？”教授笑道：“我喜欢你舅舅送的茶叶。”后来，那个教授告诉我舅舅，我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舅舅问道：“可以治好吗？”教授说：“先吃一段时间的药，还有最好让他不要再回中国了。”然后教授问我：“你愿意吃药，还是被关起来。”听说要被关起来，我又想起学校革委会的那些人了，我摇了摇头，说我愿吃药。离开了教授的家后，舅舅去医院买了教授开的药，每天按时给我两粒，看着我吃下后，又才放心的离去。吃了大约半个月的药，脑海里的毛主席和她都不在和我说话了，夜里的睡眠也没什么梦了。与人交流，也都明显的好转起来，舅舅看着我的好转，激动的给我母亲写信，想起母亲听到我病好的消息，一定会大哭起来吧，我也被感动了，我想妈妈了。随着病情的好转，我开始在大使馆给他们帮些小忙了，打扫卫生，给花木浇水，给人跑腿送东西那些，舅舅又拿出一本捷克语的词典，教我学习捷克话，并带我去一间咖啡馆，喊我和捷克人练习口语。过了快半年，我已会简单日常的捷克语对话了，不过那咖啡倒还喝不习惯。舅舅每隔一个星期，会带我去教授那里，让我和教授聊天，不过对于我揭发她，使她被割掉舌头的事，我一直没对教授说，教授也知道我在隐瞒什么，但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盘问我。去的次数多了，我和教授的女儿，那个我第一次去给我端咖啡的女孩也熟了，她叫多拉，年纪比我大一岁，刚开始和她相处时，只觉得她是外国人，长得很奇怪，相处久了，我在布拉格也呆习惯了，我发现多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有时舅舅没去，我也会去教授家，找多拉聊天，多拉总是嘲笑我蹩脚的捷克话，并告诉我，她在学习英语。我问到，为什么学习英语啊？多拉笑了笑，说道：“这是个秘密，以后再告诉你。”我和多拉有时也会在布拉格闲逛，不少捷克人看到我的面孔，都有些好奇的注视着我，这时多拉便笑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孩子。”我有些难为情的对多拉说：“我还没入党啊。”多拉笑道：“所以说你是孩子。”我说：“你不也是孩子。”我还记得，我们走到一间教堂的门口，多拉指着门口上一根枯木似的东西，说道：“你知道那是什么？”我看着那根用铁链拴着的枯柴，说道：“不就是一根木头吗？”多拉神秘的笑了笑，说道：“那是一个人的手臂。”我有些吃惊的说：“人的手臂。”多拉笑道：“是啊，据说原来有个小偷，夜里去教堂偷东西时，见到圣母身上的银币，便想摘下来，谁知道小偷的手一碰到圣母时，手臂就被圣母抓住了，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天明后人们看见那个小偷，把他抓了起来，但被圣母抓住的手，却还是拿不下来，最后市长喊来了刽子手，拿刀砍掉了小偷的手臂，小偷才能挣脱开，然后大家便把这手臂保留在了教堂里。”我看着那枯黑的手臂，对多拉说：“这是封建迷信啊，要把它烧掉。”多拉笑道：“这是历史，你们中国要烧掉它，但我们捷克人却要保留它。”就这样，不在大使馆帮忙时，我多会来找多拉，觉得和她待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我的药又吃了两个月吧，那天我和舅舅去教授家时，教授却没和舅舅谈起我的病情了，教授谈起了他们国家的政治，有些绝望的说：“我们的领导人被勃列日涅夫绑架了。”舅舅也说道：“苏联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流毒。”他们谈了很久，我和多拉坐在一边，后来见教授和舅舅他们喝起了酒，还在谈着政治，多拉带我去了她的房间，拿出一本相册，翻给我看，指着一位年轻的女士，说那是她的母亲。我知道多拉的母亲去世很久了，今天看到她母亲的照片时，发现她母亲是那么温柔美丽的女士，我也有些想念我的妈妈了。这天直到夜晚时，舅舅才带我回去。回来没过多久，我在大使馆也感到捷克的局势很紧张了，总是有人说苏联要打过来了，舅舅也吩咐我没事不要出去了，不过我总是担心多拉。之后便是布拉格之春，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那天，我瞒着舅舅去找多拉了，多拉正要出门去游行，见我来了，便拉着我一道去了。看着行驶在街上的坦克洪流，我和多拉还有许多捷克人，愤怒的用语言、石块反击，我感觉自己是在为自己的祖国奋战，但收获的只是坦克发动机巨大的轰鸣。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没多久，舅舅的脸色也变得更沉重了，总是通宵忙着工作，我去找多拉时，发现只有她一人在家，我问教授呢？多拉悲哀的说：“被秘密警察抓走了。”我担忧的问：“那你怎么办？”多拉说道：“我要去美国。”我惊讶的说：“去美国？”多拉点头道：“爸爸被抓之前，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联系人偷偷送我出国。”我问道：“那教授出来怎么办？”多拉说：“爸爸没打算出来了，你不懂苏联人。”见我愣在那里，多拉又说：“中国孩子，你愿和我一起去吗？”我惊道：“我？”多拉说：“是啊，你会陪我去吗？”我犹豫了片刻，想起了妈妈，想起了舅舅，但我实在担心多拉，我愿意为多拉奉献自己的生命，以挽回自己造成的割掉舌头的罪行，我也心潮澎湃的说：“我愿你陪你去。”多拉笑了笑：“那好，后天下午五点，你来我家。”我回到大使馆后，想着要离开舅舅了，心里又有些过意不去，不过舅舅正在忙工作，也没发现我的心思。到了后天，我悄悄的给舅舅留了一封信，便去找多拉了。我和多拉坐上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汽车行驶了一天，然后跟着几个陌生人，偷偷步行越过边境，往西方走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偷偷逃离后，舅舅也很担忧，但也知道，那时捷克兵荒马乱的，是找不到我了。我写信时，为了避免连累舅舅，我只说要和多拉离开布拉格，没有说要去美国。因为我的离开，舅舅被组织约谈了一两次，但因为我是精神病，没人知道精神病会做出什么，至于叛逃，精神病人大概没有叛逃的资格吧，再说失去一个精神病人对祖国也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舅舅也没被处分，多亏了我有精神病。
我和女孩几经辗转到了法国，因为对苏联的愤怒，对捷克人的同情，女孩很容易办好了法国的护照，但我的情况则有些麻烦，女孩便对法国人撒了谎，说我是被中国共产党迫害的□□，还在布拉格反对苏联人，差点被苏联人的坦克碾死，法国人有些惊讶的看着我，又和女孩还有跟我们一起逃来的捷克人说了一会儿，最后也给我发了法国的护照。我和女孩在法国，跟一个一起逃来的捷克作家住在一起，不过我却没见那个作家写过什么，白天不是去酒吧喝酒，便是参加声讨苏联人的集会，晚上则带各式各样的女人回来，在他的房间□□。我和多拉都被他当成了他的仆人，帮他做各种家务，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觉得这个作家并不比苏联人好到哪里，多拉也是，很讨厌他。于是我们偷偷的买了去美国的船票，飞机票太贵了，多拉从家里带来的钱根本不够，离开那个作家时，多拉将他的手表、胸针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偷了出来，我和多拉坐上去美国的轮船时，想起那个作家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就觉得好笑。轮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十来天，我和女孩终于来到了美国，过海关时，美国人看着我问道：“你是法国人？”那时我不懂英文，还是多拉说：“他是从中国来的□□，之后拿到了法国的护照。”那个美国人皱眉道：“中国人啊。”就这样，我和多拉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我和多拉先到了纽约，我在一家中餐馆里找到事做，而多拉则和刚认识的美国年轻人玩在一起，参加集会，有时还去游行，不过每天还是会回我们的房子，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些人就叫嬉皮士。多拉每晚在房间放英语歌，我刚到美国不久，听不懂英文，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渐渐的也喜欢上了那些音乐。后来多拉也会带我去参加那些美国年轻人的活动，看着他们穿着花里花俏的衣服，男人也留着长发，我不禁想起国内时听说的，资本主义的堕落和腐朽。英语渐渐的好了些后，我也会和那些美国人聊天了，他们的一些观念，很吸引我，博爱，和平，自由，平等，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嘛，不过对于性的观念，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是地道的中国人。一天我和多拉在房间里听《三藩市》，多拉忽然说：“我们去东海岸吧。”我说：“为什么？”多拉说：“难道你想一辈子在中餐馆洗碗。”我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去东海岸哪里？”多拉笑道：“去有爱与和平的地方。”第二天，我去中餐馆和老板告别，老板是广东人，祖父就来美国了，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人了，听说我要去东海岸，老板有些不舍的说：“我这里不好吗？”我有些害羞的说：“我女朋友要去。”老板摇了摇头，说道：“那些美国人啊，你和他们搅在一起干吗？”我低头说道：“她是捷克人。”老板说：“都一样的。”离开前，老板又说：“如果想回来了，就来找我。”并且多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我和多拉带着不到五十美元的财产，搭上了前往旧金山的列车，本来多拉说想搭顺风车去，我却反对道：“在路上的吃喝比车票还贵啊。”想起那些美国嬉皮士在垃圾桶里找吃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宁愿去打十二小时的工，再买上一根热狗。
我和多拉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在火车上，坐在我们对面的也是一个嬉皮士，多拉和他聊起天来，才知道他也是去旧金山的，也是因为《三藩市》那首歌，他叫杰克，是一个大学生。多拉和他一路聊得很欢，他还帮多拉看手相，当他捧着多拉的手时，我感到一阵嫉妒，几乎讨厌美国了。多拉也给他介绍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杰克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顿时感了兴趣，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梦想着在美国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我听了，只是笑了笑，心想这人他妈的在中国，一定是画妆跳忠字舞的□□。他又跟我问起中国的情况，我只是说，中国的年轻人也很狂热。他大声笑道：“世界上的年轻人都是朋友，该把那些老头子都踢进马桶里冲走。”我笑了笑，他又问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多拉说我是被政治迫害的。我听了，便打断多拉，说道：“我是来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克愣了愣，然后笑道：“那你来对地方了，美国的年轻人正在干的就是这事。”火车到达旧金山后，我和多拉下了火车，杰克也跟了过来，这让我有些不自在，但那个美国人好似完全没感觉到一样。刚出火车站，就发现街上都是嬉皮士，杰克找到一拨嬉皮士，聊了片刻，便喊我和多拉一道过去，我本有些不愿去的，不过见多拉去了，我也只好跟过去。我们和那群嬉皮士上了一辆卡车，我们都坐在卡车后面，因为见我是东方人，车上的嬉皮士对我有些好奇，有好几个跟我打招呼，我也礼貌的回应他们。路上有人唱起了歌，是甲壳虫的《我想握住你的手》，车上的人便都合唱起来，多拉也在高兴的唱着，这歌我在纽约时，听多拉放了很多遍，旋律已经很熟悉了，便也跟着唱了起来。
车子到了城外的一个村庄后，我们下了车，一个嬉皮士带着我和多拉，还有杰克去见了那里的头目，一个瘦瘦的长发嬉皮士，那个嬉皮士听说我和多拉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来美国的，不禁好奇的笑了笑，尤其见我是中国人，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同意我们住在这个嬉皮士村庄里。我和多拉住进了一间旧房子，杰克也跟着住在我们外面的客厅，虽然觉得不便，但我也不好说什么，以后再看吧，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在村子安顿好后，白天我们去地里干活，晚上或者农活不忙的时候，便一拨拨的人聚在房间里，听甲壳虫、鲍勃·迪伦、或者迷幻摇滚。人们在房间里又抽起大麻，还有LSD，我一开始抽了几回大麻，但发现之后消失很久的毛主席和她又轻轻的跟我说话了，我不想回到发病时的状态，便没在抽了，至于LSD，我看多拉吸食后的模样，便下定决心不再碰那玩意儿。多拉却乐此不疲的迷恋上了大麻、SLD，吸完之后，便和身边的人抱在一起，说着自己也不知道的话，倒是杰克每天陪着多拉，一起吸食那些。没过多久，我便有些厌烦这样的生活了，我想回到中餐馆去打工了，但我还是离不开多拉。直到一天，我干活回来时，发现多拉和杰克躺在我的床上，衣服也没穿，见我回来后，杰克还笑嘻嘻的和我打招呼，多拉也笑着看向我，我只觉一阵头晕，像是被割掉了舌头那样，我失去理智的拿起门边的一根生炉子用的铁根，往杰克打去，杰克也吓坏了，光着身子就往外跑，我在后面追着，后来被人们拉住了。那个瘦瘦的嬉皮士看着我吐了口唾沫，问到，我为什么要打杰克。我想起刚才的情景，脸红着一个字也说不出。还是杰克在一旁说了情况，瘦瘦的嬉皮士看着我，笑了笑，说道：“性是自由的，你没权利干涉别人。”我愤怒的说：“多拉是我的恋人。”瘦瘦的嬉皮士笑道：“我们大家都是恋人，中国佬，明白吗。”我挣扎着说道：“去你妈的，老子要杀了你。”瘦瘦的嬉皮士，耸耸肩，无奈的说道：“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理念，只能把你驱逐出去了。”我没在说什么，回去收拾东西就准备离开，在房子里，多拉有些羞愧的说：“真的要走吗？”我说道：“不然呢。”多拉说：“我是爱你的，但我也是自由的，你不能留下来吗？”我说道：“我做不到。”多拉叹息道：“中国人啊。”
离开多拉后，我一个人在公路上游荡着，饿了便在附近的地里偷吃的，好在美国的物产富饶，没怎么挨饿。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吧，我也不知该去哪里，只是这样走着，那天我走进一个村庄找水喝时，发现村庄里也是嬉皮士的聚集地，我想快点喝水就离开。忽然一个嬉皮士把我喊住了，我看了看那个嬉皮士，也是一个年轻人，留着长发，带着眼镜，但面目长得清秀，那个嬉皮士笑着问我：“你是东方人？”我说道：“看不出吗。”嬉皮士又笑道：“中国人？日本人？”我说道：“中国人。”嬉皮士笑道：“太好了，我有许多问题想问你啊，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我有些诧异的说：“帮什么忙。”嬉皮士说：“你认得中国字吗？”我说：“认得。”嬉皮士笑道：“这就对了，帮我翻译一些中国的书啊。”年轻的嬉皮士，带我去他的房间，然后拿出一本书让我看了看，我见是一本《寒山诗集》，之前在国内倒是没见过，便随手翻了翻，都是繁体字，不过倒也认识。那个嬉皮士说：“这是你们大诗人寒山的诗，我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我说：“你想学中文？”嬉皮士笑道：“学习中文的话，我没那个勇气，只是想你给我翻译一下这些诗，虽然我有些翻译的书，但哪有地道的中国人亲口告诉我好呢。”我笑了笑，说道：“我英语不太好。”嬉皮士笑道：“那没关系，我能懂你的意思。”于是，我在这个村子呆了下来，除了有时去干活，便是给他们那些嬉皮士讲寒山的诗，其实那时自己也不是很懂寒山的诗，但囫囵吞枣的翻译给他们，还是做得到的。他们那些嬉皮士，除了读寒山的诗，也会读一些佛教、印度教那些东西，没事的时候，便聚在一起，静坐冥想，有的还练瑜伽，当然大麻、SLD也是抽的。为了给他们讲寒山，讲佛经，我几乎像是一个学者那样备课，把手头搞到的《寒山诗集》、《金刚经》和《坛经》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有时自己觉得都快成佛教徒了。记得那回，我读完《金刚经》后，走出屋子，看见一个嬉皮士在静坐冥想，忽然心里像有一粒光亮起了，一句佛偈从心里生出，我想开口对他说，不过又怕打扰他，那句佛偈便吞回去了，不过那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轻的像一片羽毛，几乎要飞起来了。从这以后，对于佛教，我自己也感兴趣多了。
就这样，在这个村庄里，我除了干活，便是读佛经，讲佛经，后来还搞到了一本汉字的《道德经》，之后又开始读《圣经》，我和那些嬉皮士一道静坐，修行，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只是对于女人，我却没再感兴趣了，他们这里依旧是对性很随意的地方，我接受不了。我曾对那些嬉皮士说：“学佛是要禁欲的。”他们笑道：“可这是美国啊，我们需要禅，也需要性。”他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红色修士。不过我倒不在意这些，每天的劳作和修行已经让我很充实了，我得到了一种从未得到的安宁，心像鸟儿栖息在鸟巢一般。然而到了70年代，自从曼森惨案发生后，美国社会对嬉皮士的容忍变得严厉了，许多嬉皮士经历了这些年的自我放逐，对于这样的生活也有些厌烦了，嬉皮士的热潮开始慢慢退去。我在的那个村庄，不断有人离开，到了72、73年时，人群已不到当初的一半了，留下来的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也不那么热情了，至于静坐冥想那些，更是只有极少几个人还在坚持。到了75年后，整个村庄只剩了十来个人，看着日渐凋敝的村庄，我知道这里快要结束了，但什么时候走呢，去哪里呢，我还没有考虑好。一天，那个当初把我留住的嬉皮士也走了，临走时对我说道：“我要回家了，你呢。”我笑了笑：“我们到底不是寒山啊。”他笑了笑：“寒山在心中，心即是寒山，这样足够了。”那个嬉皮士离开后，我独自一人念金刚经时，也会感到一种落寞。直到1976年的9月，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心里不禁一惊，夜里我独自坐着，然后走到屋外，看着满天闪亮的星辰，感叹到，是啊，结束了，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好，嬉皮士也好，这个星球的嘉年华已经结束了，我该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