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韬）
返回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蒋和平教授心态恬静，水波不兴。以前，他哀叹过被迫失去的23年人生，却从未怨天尤人，“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他，依然行进在教学、科研、参与立法与传道普法的数条道路上。
劫后回归高校课堂上的蒋老师，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对此，他自述“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在教学上，他突破华国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法学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他的上课风格广博风趣，闻名遐迩。读研留校的祝守正教师，有过冼练评说，“蒋老师的课，真的是一种美好的享受。站在三尺讲台上，他器宇轩昂，标准的国话和悦耳的声音，谈吐散发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汩汩流淌，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同样，年轻的龙卫民教师对蒋和平先生讲课也十分激赏：“蒋先生，具有授课的天赋。上课准备充分、旁征博引、体系清楚、重点突出，能够透视社会现象，使课程充满知识感和现实感。他的口才好，无做作之态。况且，上课透露出赤诚的品格与洞察世事的清醒。他思辨性强的老师，讲课喷发着思想火花，具有思想和材料融合的风格，以知识启发思想，很容易在具体层面上进入学生的内心，始终给人以思考的余地，大家莫不为之倾倒。”
蒋先生在授课时充满激情，自谦称自己与其说是法学家，不如说是法学教育家。待二十多年后吴铭入燕清大学读书，蒋和平教授做博士生导师不给本科生上课了，所以他无法倾慕蒋先生的课堂风采，只能神往罢了。
直到吴铭读大三，方才见证了蒋先生的大家风范。一次，燕清大学法学院盛邀蒋和平教授开讲座的消息甫传出，周边高校法律学子闻风而动，都过来赶趟儿。当然，本校学生除了上课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蜂拥而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大教室。学生们把教室围得个水泄不通，许多人滞留室外抱怨声起，快要反响不好。幸好，燕清法学院开放旁边硕大的模拟法庭，用视频连线直播，方才平息部分学生情绪化的质疑。当法学院院长护送蒋和平先生步入阶梯教室，学生们一片欢呼雷动。
阶梯教室与模拟法庭内外人山人海，特别火爆。蒋教授声如洪钟、铿锵宏亮，立意高远。言辞清晰、流畅，腔调风趣而又逻辑严谨。吴铭首次听他的讲座，感到多么富有感染力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庞大的学术演讲场面，尊重、平等的气息春风化雨，浓浓的学术氛围与人文关怀交相辉映。他觉得，从讲座中不仅学习法学知识，也学到如何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激动之余，几乎说不出话来。到了做记者的时候，他已经蒋先生忘了那次开讲的内容，但记得结束后学生们围堵他合影或签名，人流涌动。那个热闹的场面不亚于粉丝追星的人气。吴铭亲身感受到，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与人格魅力非同凡响。
从1980年代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开始，蒋和平先生由经历的崎岖磨难使自己格外珍惜人才，充实师资力量。于是，革新翻开后的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尔后几年，祝守正从外校考过来深造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凭优质的学术功力被蒋和平教授留下来。由此而来，他不但是华国法律大学的杰出奠基人之一，而且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华国当代法学教育的先锋人物。他培养了一大批民商法学科的带头人，为本国法学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自称仅仅是法学教育家，由吴铭记者观察，那是他的谦卑与信实。蒋先生活得坦荡，有所为亦有所不为。他不自我矫饰，是一位人格晶莹剔透的人，一名知行合一的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蒋和平先生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得到平反后，他平步青云。不仅负责起草了私法方面的民商法，还起草了公法方面的华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赋予了公民起诉官方机构不当行为的合法权利。
很多年下来，蒋和平教授发出最为彻底的改革呼声。他主张公民权利以及宪政和财产与商业权利密不可分，而后者正是他帮助引入华国的概念。他重视律师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大声发言称律师兴则法治兴、国家强。为此，他呼吁全社会都应关注如何保护作为“看门人”的律师。
他一直保持对法学和公共事务的热情，多少个酷暑寒冬奔走全国各地传道。所到之处，无一不受热捧呵。在多个公开场合建言建策，谈及法治的重要性。于是，他的名言警句不胫而走，广泛流传，比如：只向真理低头、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法治天下等。这些格言警句，已经深入不少法律人的心中。
一面主张身份平等、契约自由、私权神圣，这是蒋和平先生在私法领域的法律思想。国外先贤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拷问，蒋先生无论是“穷”还是“达”，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都会身体力行为维护私权劳神费力。他义无反顾践行民生为上理念，“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面，依法治国、法治天下则是他在公法领域的主张。作为一位法治思想和法律意识的传道者，吴铭记者相信，蒋和平先生必将被后世所铭记。
近年，随着政治环境恶化，蒋和平那标志性的乐观精神略微动摇。但从未丧失向年轻后辈传授法治精神的热情，一直与门生交流。“应该具有容忍的精神，所谓容忍，就是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和现实妥协。不要因为妥协而难过，时间会逐渐改变一切。”华国法治发展一旦出现倒退，蒋和平先生则继续到处演讲指出弊端，面向公众传道普法。他作为坚定的革新代言人，会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些政策、法规的反复无常，也从来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价值观。
知名法学者祝守正是蒋和平先生的学生，亦是好友，高度评价蒋老师具有三个特点：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这种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非常强烈，也非常明显；对于在华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显示了一个知识人的尊严、智慧和品格；不断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学教师，对于后学而言，他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也是国族的法学老师。
在国家构建市场经济过程中，蒋和平作为法学家，近年来与主张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吴琏持续深入地交流。他们共同倡导了“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理念，逐渐获得广泛共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成为华国市场经济理论和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蒋先生，对媒体记者明明白白地说：“法治与市场经济，必须在一起。” 他们打成共识，华国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公权力，必然造成权贵市场经济。就此，蒋先生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从经济学家得到了启示以及大力支持之后，他夫子自道，称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
此外，他超越法学领域而思考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得益于好友李慎的启迪。吴铭记者郑重采访慕名已久的他，得知个中缘故：两人都是同一所教会大学的校友，曾经亦分别遭遇被打成特殊“贱民”的悲惨境遇，都兼任参议院议员，因此对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聊侃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次去地方视察工作的途中，吕慎对蒋和平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华国现有的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对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让我明白法治深受政治健康与否的影响。从而，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正改。坦白讲，正改是我国革新的核心之核心。”蒋先生这番赤子之言，让吴铭记者产生醍醐灌顶的强烈感，心头震动。
从李慎与吴琏的身上，蒋和平先生看到了华国知识人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另一个是批判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如今，已届70岁的他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与批判的旗帜。他毕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一所高校法学院的讲座中，蒋先生指出：“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不扭转这种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念，就会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华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最近研究拆迁法，探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当传媒记者提问，“你亲历了革新放开以来的立法进程，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蒋和平教授流露忧虑，表示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了。
在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中，蒋和平先生道出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司法没有独立，没有权威。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最近几年，基本上不提司法独立了，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我国宪法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平。另外，我们也很少关注如何真正增强司法权威的问题。法院确实有腐败现象，有判错案的现象。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削弱司法权威，而是通过加强司法权威来解决。如果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都没有权威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能建立起什么真正的权威呢？
对于华国法治社会建设来说，蒋先生提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纠正过去的偏向；第二步是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第三步是进行深层的正改。关于纠偏，至少要纠正三个方面的偏向：一是必须建立法院的权威，把公安机关不应有的权限还给法院；二是必须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真正给予民众，不能随便就劳动教养、治人以罪；三是亟待纠正司法改革的偏向。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依法治国，强化宪法需要违宪审查护航。（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