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不耐烦地说：“你不想发表就算了，扯什么几十几军规！”

    无疾而终的论文发表不了，还让何璐备受打击。她赌气告诉自己，再等等，总是会有识货且不要职称要求的。

    就这样等到了第一个月，第六个月，最后到了第八个月，几乎都没有期刊回复她，她还是不甘心地给其他几个期刊发了电子邮件询问原因，两家没有回，回复的两家与之前要求一样，要么事副高要么是博士。

    何璐的信心受到了打击，她有些质疑自己的能力，也许真的是自己的论文水平还不够精良？她一边把自己的论文发给张启看，一边抱怨学术的腐败，张启笑着说自己就是不愿意加入到这种堕落的行列里，所以才考博士的，她觉得何璐要是不想真被这种乱象拉进去，鼓励何璐也考博士，自身的硬件够了，任它什么学报或者核心期刊，咱也是可以发表的。

    何璐并没有想过读博士，至少是在刚工作的第一年。一方面是单位的琐事太多了，每天除了上课，还有各种名目的会议，而且专职教师必须参加，领导会议讲话半天，讨论半天，谈心半天，一个会几个小时过去了，来回路上时间加上，多半天就没有了，精力体力心力被大量的耗费，回到租的屋子，已经累得不能自已，哪还有精力想别的；另一方面，她的身体情况本身不是很允许，当年坚持考研究生，都是顶着心理压力进行的，现在要是考博，且不说能不能考上，就边上班边复习，自己身体估计也是顶不住。

    张启觉得何璐的担心是多余得，毕竟她们那么年轻，哪里就考个博士把身体考坏了？何璐觉得自己不是杞人忧天，每天精力有限和容易疲乏的身体状况，只有自己感受着，健康人是体会不了的。她鼓励张启应该读博士，自己还是按部就班地发表论文评职称。

    可是现在就卡在了论文发表不了。

    眼看着多半年已经过去，眼看着又一轮年终考核要来了，眼看着自己的论文发表还是没有着落，眼看着自己又一次要陷入到考核合格不合格的焦虑中，眼看着………

    无奈的何璐又一次找到了上年的论文中介。

    这中介多半年间，好像换了一辆更好的车，还换了套新房子入住，一如既往的简单粗暴，上来就是：“能发！打钱！”

    何璐这次点名要求发在自己之前被拒绝的那家学报上，那中介很不为难地说：“可以发啊，可能要贵点儿。”何璐惊问：“我这职称和学历，不影响发表吗？人家是学报啊。”那中介不屑地回复：“学报咋了？我这儿南核北核任由你点，只要钱准备够就能发。”

    何璐厌弃着中介的暴发户语气，又愤怒着那家学报的不知耻，她心理气愤又纠结要不要发表。她试探地问中介多少钱，那中介回复说8000元，已经是最低价。

    “怎么不去抢钱呢！”何璐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如果要发的话，一定要尽快把钱打过来，我好和编辑定了，就不给别人安排了。”那中介又催了她一条信息。

    何璐还是想发的，可是又有一个现实问题，她工作这一年，存款也就不到一万块，把钱给了这人，自己后边几个月又要过捉襟见肘的生活了，可是不发表，考核又催着。

    最后经过权衡经济能力和考核要求，何璐通过中介发了一家普通期刊，2000块钱，又是和去年发表论文的情境一模一样。

    何璐讨厌这样的相似。这就像是一个怪圈，她被卷在里面重复无意义循环。

    一年的工作和往年没有改变，通过中介发表论文，上课，开会，各种琐事，日子就像一个模子里刻成的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变化，何璐的工作态度和学术态度也在这几年中被雕刻成一个模子，到了什么时间该作什么，仿佛已经确定。

    何璐说这是一种生活的条件反射，微微说这是一种生命的懒惰，张启说这是随波逐流的堕落，杨光军说这是岁月静好。

    “静好个屁啊！”何璐当即呲他。

    杨光军说：“其实，你们这些人就是思考意义太多，我觉得你的工作就挺好的，读了研究生，又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在大学做老师，又体面又安稳也不累，工作做好每一天就可以了，别总是思考那些意义。”

    何璐说：“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对你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

    杨光军还想继续，何璐就先停止了话题，然后在以后他们的交往中，不谈及意义价值形而上的话题，就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禁区。

    后来几年中，发表论文和评职称就像是困扰何璐的一个魔咒。她麻木着自己，不去关注学术最新动态，到跟前匆匆写上一篇文章，中介肯定能发，完成考核任务就行；她又挣扎着要不要评职称的问题。

    要评副高职称，需要两篇核心一篇南核，还需要参于一项省级课题，听上去条件也不是很高，可是要达到，还是要好好“运作”一番。拿什么运作？钱啊。

    一篇核心论文，中介明码标价四万，一篇南核，标价七万左右，如果全部通过中介达到副高职称的标准，至少得十五万，这还不保证在几年后何璐要评时不再涨价。

    十五万！何璐在心里悄悄算过这个账，自己一个月工资加上年终绩效一年能挣六万多块钱，房租和其他日常开销去掉，一年顶多存一万五，那得十年才能存够十五万，可到那时论文的价位估计也就不止这价了。

    自己省吃俭用存钱的速度似乎永远赶不上论文发表的市场涨幅，西京城的房子价格涨幅都没有论文发表的价格涨幅速度快，何璐绝望了。她在微微的劝说下，投资职称不如投资一个小房子，加上母亲的病情影响，何璐咬咬牙才买了那个两室的小房子，为了房贷和生活，她又必须在微微的培训部上课挣钱，这样就更没有精力和财力去评职称了。

    那就不评职称，一讲（讲师职称）到底也挺好，谁规定大学老师都一定要是教授副教授的？可午夜梦回时，总有一个声音心底里质问她，你一个老师，一辈子就做老师这一件事情，最后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你混什么？不惭愧么？

    惭愧倒不觉得，就是那样会觉得遗憾。

    想想自己最初考研究生选择专业时，那样的热爱它，愿意一辈子都和它在一起，探索专业领域的最高峰，愿意为自己热爱的专业献出所有，可是现实的残酷，让她一点点远离专业领域，最后，一辈子，啥研究成果都没有，只剩对热爱的辜负。

    为了掩盖自己心里的虚妄感，她几乎在系上很少出没。上完课就回去，不逗留，倒不是刚工作时那份骄傲，是怕和同事们闲聊时，聊到职称评定，聊到论文发表，更害怕同事问她的职称打算。有时偶尔谈到时，何璐总是故意假装潇洒地说自己要一讲到底，不评职称，有时还故意说评职称没意义没意思。同事们有赞同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何璐的理由是：“咱们这学校，都没有在体制内，自己学校评定的副高职称，出了民办高校的圈子，其他高校是不认可的，咱们评职称相当于自己花钱给自己以后提前交了养老金，划不来的。”

    何璐说完后都被自己这番俗气地言论惊到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功利地评述职称，还在别人面前说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同事里有几个还是提出了异议，他们说：“这不简单是一个钱的问题，也不简单是换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尊严价值的问题。”

    又有人附和同事的观点，何璐笑着说：“嗯，你说的对，可是我还是没有钱评啊。”

    那同事没有再说话，钱这个实际问题把每一个要评高级职称的老师从理想中惊醒。

    这些都是何璐在和杨光军单方面分手以后，自己有意无意的审视他们之间感情的时候，从自身做出的实际分析，这些对张启和微微来说，都是能够理解的，虽然她俩并不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是杨光军的态度总是让何璐有种平行世界的观望。无论是别人觉得她作，还是觉得她太不理智，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遵从自己的内心。

    杨光军觉得一个女孩读了研究生，已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又年纪轻轻做了大学老师，体面又稳定的工作，何璐还每天一腔苦水地表达着，她到底想要什么？

    是啊，何璐到底想要什么呢？